不过，恰恰正是这一基本的错误，使得萨维尼大获成功。民族精神的理论正好回应了德国的一般思想倾向，并再次引起后者的同样反馈。1814年，日尔曼民族主义达到顶点，它是法国大革命、法国的连年征战和拿破仑压迫的自然产物。法国大革命开启了民主思想之门，使得德意志民族意识到自己的自我表达权利;法国的连年征战，蹂躏了大部分德意志弱小邦国，开辟了德意志政治联合之途;拿破仑的压迫导致德意志民族的道德联合，而后者总是直接针对某些真实的或者想象的敌意势力。这第一波勃发的民族主义浪潮，就其激越程度而言，此后席卷欧洲的诸多同类浪潮迄无逾越者。德国的民众和知识分子甚至越发过之，对于一切法国的事物均感受到并激发起一种几乎疯狂般的仇恨，只有德国最为雅致的莱茵兰地区及其最为深刻的思想家歌德，保持着沉默。解放战争获胜、复仇——上述仇恨乃是对此所作的必要心理准备，以萨维尼所说的一种Schandfrieden，即“耻辱的和平”而告终结。特别是在整个的莱茵谷，各种流行的法国法典依旧留存。作为现时代经济个人主义的表达，许多人将其视为德国法的法典化和德意志帝国联合的基础。这样，抵制法国对于德国法的影响乃是论述“当代使命”的这部小册子的政治基础。在仅仅一年前刚刚发现的，注明日期为1814年6月4日萨维尼致其出版商的一封信中，他说“过去几个月中，三件令人高兴的事使得就法学和立法问题发表这些一般性的观点，更加重要，也恰逢其时”。 这封信写于蒂博发表其观点之前，揭示出萨维尼这本小书真实的、迄今未知的缘起，解释了它为什么会对《法国民法典》和法国的法学研究进行如此激烈的攻讦。难怪它使仇法者们如此欣悦(当萨维尼在1828年的第二版绪言中向法国的法学家们款款致歉时，我们必会油然心喜)。而且，浪漫主义者们心有戚戚焉，因为中世纪现在似乎看来像是一种法律的天堂，在此天堂中，Volksgeist(民族精神)并未受到那个外来的恶魔罗马法的诱惑;对于古典情愫萦怀的人士，它也颇具魅力，因为在与日尔曼法混杂之前，纯粹的罗马法乃被奉为楷模;民主派人士喜欢人民而非大公们才是真正的立法者这一观点，而大公们及其臣属亦同样欣然于找到了一个准允他们打压立法改革吁求的工具，这些吁求现在均可被斥为任意武断的、非自然的和非德意志的;历史科学的利益亦予保留：当其时，德国正在迈向其历史学的伟大阶段，卓越的史家辈出，而此刻，这一伟大的科学——法学，表明乃纯粹一门历史学科。自此往后，人们只需关注古代罗马法和中世德意志法，至于现代的各种法典，尽管为法庭所适用，但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一如法庭本身的实践一样，基本不值一提。正是萨维尼本人亲自阻止了在普鲁士首都新组建的那所大学教授现代《普鲁士法典》。36是的，后来他本人亲自讲授了这一课程，人们为这一牺牲而赞美他。对于这一奇怪的事件，我们一无所知。不过，几年前我访问哈佛法学院的时候，人们向我出示了一份关于这些讲座内容的某位学生的笔记本，其中并包括一份印刷的课程大纲。似乎这些讲座其实是关于罗马私法的，只有一小部分谈到《普鲁士法典》所以由来的所谓Pandectenrecht(潘德克顿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