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方强烈呼吁提高司法官素质的情况下，2001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改了《法官法》、《检察官法》。之后，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公告，决定不再单独组织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和律师资格考试，从2002年起开始实行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不久，“两院一部”又联合发布了《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2001年12月，司法部发布关于举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公告，将应试者的学历要求提高到本科以上，〔10〕但仍然不要求应试者须拥有法学教育背景。2002年3月，全国首次统一司法考试如期举行。较之以往的律师资格考试，首次统一司法考试试题的难度有所加大（及格率仅为7%），但仍体现着出题者一贯的注重法条记忆的思路。统一司法考试虽然有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但对此我们也不应盲目乐观，毕竟过于侧重书面记忆能力的笔头测试并不能解决太多的问题。

　　作为法律职业准入资格的基本测评方式，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确立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法学教育的发展。如何才能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将是政府和法学教育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所要着力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的影响，既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面，又存在着紧张冲突相互矛盾的一面，两者之间的契合需要通过日后政府、法学界、法律职业人等多方反复的博弈才有可能达致。

　　一方面，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起着方向引领的作用。任何形式的教育都有其特定的目的。总的来说，法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具备一定法学理论素养以及法律实务技能的人才，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法律学术教育（academiclegaleduca tion）与法律职业培训（vocationallegaltraining）。在处理两者关系的问题上，国外的普遍做法是将学术教育交由法学院负责，而将职业培训交由法律实践部门负责。在我国，由于没有独立的职业培训阶段，不同的法学教育机构对此有不同的做法。传统深厚的院校在法学理论方面会强调得更多一些，而新兴的院校则多强调学生对法律实务技能的掌握（此处所提的“法律实务技能”与英美或大陆法系国家所指的法律实务技能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后者是指经过实践性非常强的职业培训或司法研修（legaltraining）阶段后而获得的技能，而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还没有这一阶段。因此，现阶段我们所称的“法律实务技能”更多的是指对法律条文的熟练程度。这一点也可以从历年的律考和今年的统一司法考试命题内容看出）。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出台后，各法律院校必定都会将目光集中于此，并在教学上作出相应的反应。这是因为，近年法学教育规模的过度膨胀以及法学教育产品的无序竞争已导致了“法律人”（特别是本科层次以下的）供大于求的状况，而对于需要“创牌子”或“保江山”的众多法律院校来说，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则直接关系到其名声及前途。在“销路”不畅的情况下，统一司法考试这一“质量认证体系”无疑能够创造出一种“品牌效应”：哪一所法律院校的学生通过司法考试的比例大，其就大有可能在法学教育行业竞争中抢得先机。因此可以肯定，针对司法考试而调整课程安排是当前许多法律院校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以司法考试为导向而进行的法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将会更加切合实际，关注现实，而这也正是当前法学教育所普遍欠缺的。

　　另一方面，司法考试又会冲击和束缚法学教育。“教育围着考试转”向来是中国教育的一大特色。由于人口众多竞争压力大，许多考试的重要性往往都被强调得无以复加。统一司法考试对于时下竞争日趋激烈的法律院校来说也是如此，一些法律院校甚至认为司法考试通过率已是关系到其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在这种情况下，删减公共课程而局限于司法考试科目授课甚至将课堂作为演练司法考试的场所就会越来越成为许多法律院校的实际做法。因而，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的冲击和束缚也是非常明显的。诚然，在很大程度上，司法考试是国家对各法律院校教育产品进行综合检测的一种基本形式，这一“质量认证体系”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但如果片面地认为通过司法考试就是法学教育的根本目的，这给法学教育所带来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且不说法科学生并非只有通过司法考试才能有所作为，单就内容和形式而言，目前的司法考试就有很多值得反思之处。“博士不如硕士，硕士不如本科，法学本科不如非法学本科”是人们从多年律考中总结出来的一个“客观规律”〔11〕，今年的统一司法考试也仍然无法摆脱这一“客观规律”的作用。许多非法律科班出身的应试者在言及成功经验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对指定用书和备考法条的熟练程度，言下之意记忆力是最为关键的。长此以往，法学教育又怎能走出痛苦地磨练学生记忆力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