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审委会制度也有弊端。我们知道，设立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使疑难案件能顺利、有效解决，但在我国日常司法体制的运作中，法律规定的审判组织所应享有的权力经常被“行政化”管理体制所取代。比如对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和各庭提请审委会审定的案件，一般由审委会研究决定案件的审理结果。那么从审委会的组成来看，一般由院领导班子成员和各庭庭长组成。客观地说，院领导和各庭长负责的主要是行政事务，在日常工作中并不参与案件的直接审理，同时此庭庭长对彼庭的业务也并不一定精通。从审委会对案件的审定过程来看，审委会成员事先并不介入案件的调查审理过程，只是在召开审委会时，由主审法官汇报案情及不同的意见，由审委会当场审定。不论从业务专长还是对案件的认识过程来说，审委会的最终结论并不一定是最佳结论。

　　3、法官继续教育有待加强。我国加入WTO后，新法层出不穷，法官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新案件、新问题也在不断增多，只有不断更新法律知识，才能更好地适应当前审判工作的需要。可现实中，法官的定期培训、高水平的专门培训还比较欠缺，继续教育机制又较死，且受到各种限制。这使得审判人员得不到必要的知识积累和更新，在专门法律领域不能形成较深入的了解。由于法官培训和继续教育做的不够，法官的业务素质和技能得不到有效的提高，司法公正就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

　　二

　　自从党的十六大在确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后，最高法院及时提出了“司法为民”的总体要求。所谓司法为民，就是要求人民法官在审判实践过程中处处体现出文明关怀、规范维权、平等护民、正义为民的法律精神。其根本目标是要求人民法院通过应用法律公正处理案件，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伸张并弘扬社会正义，进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实践司法为民的过程中，由于法学理论界和社会公众对“民”的含义存在不同的理解。因此，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司法为民的含义，正确把握司法为民与“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从我国司法的内在规律和依法治国的实践来看，司法为民应是指法律效力所及的包括人民在内的一切公民。一方面，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讲，“三个代表”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这个基础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人民，而且包括一切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就为司法打开了广阔的政治空间；另一方面，“民”之为公民也是司法效力的题中之意。法律效力范围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决定了不允许对司法效力范围任意裁剪，也不允许对法律效力范围内的公民和组织厚此薄彼；另外，在我国加入WTO后，如果忽视司法的内在规律，用纯政治的观念和游戏规则来对待司法，不仅会损害司法公正，而且直接危及司法主权。我们如果狭隘理解和实践司法为民，不仅不能真正为民，而是在根本上“害民”。因此，司法为民事关司法公正，也事关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更事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前，我国的“司法为民”应重点在“司法”、核心在“为民”。我们只有在工作中注意对待当事人的态度、方式和方法，并着力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一是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关系。在践行司法为民的实践中，我们不能以司法为民之名而主动“服务”，上门找案源拉“赞助”，那样就背离了司法被动性特征。热情服务应是在对业已成讼的案件处理中，要有方便当事人诉讼的措施，要杜绝工作中的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热情服务又要严格执法，在热情服务中既不丧失原则，又把握一定的度，这个“度”就是严格按法律的规定办案。

　　二是中立性和针对性的关系。司法的中立性要求人民法官以中立的第三者身份出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在司法程序中，司法中立就要求司法过程中的法官不能以任何理由偏袒诉讼一方，而支持诉讼的另一方。但这并不是说不可以对诉讼不便的当事人提供必要的方便，对困难群众给予一定的司法救助，针对当事人的法律知识欠缺而作必要的阐明，乃至对判决了的案件作必要的释法工作等。这些举措都是文明执法的必要内容，法院和法官并不是站在当事人利益的立场上，不因为提供了这些服务而必然支持一方诉讼请求，而是为维护正义提供平等诉讼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