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推举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孙让位于袁世凯。不料袁更施阴谋，唆使驻守北京、天津、保定等各城市的北洋军哗变，大肆抢劫直隶省藩司的国库与商民财物。袁世凯以华北动乱不安，非彼留驻北方镇压不可为借口，而定国都于北京。北京政府成立，首先筹设各级司法机关，赖以维护社会秩序安定，巩固其统治权。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以下简称南京政府）成立，迄1949年祖国大陆解放，南京政权消灭止，其司法机关仍沿用旧制，并无大的改变。

　　一、司法机关的建立

　　北京政府设司法部，土掌全国司法官员任免，各级司法机关的设立及一切司法行政事宜。设大理院与捡察署于北京，为全国最高的审判与检察机关。各省设高等审判厅与检察厅，各大城市设地方审判厅与检察厅，分别在各该管辖区域行使审判与检察职权。全国未设法院各县，由县政府兼理司法，县长代行检察官职权，另设承审员审理民刑诉讼案件。

　　南京政府设司法院，下设司法行政部（后改隶行政院），主管各级法院的设立、司法官的任免及一切司法行政事宜。另设最高法院与检察署，为全国最高审判与检察机关。均是委派新人充任其职。成立不久，所有新任法官能力不够，深感难胜其任之苦，纷纷请辞或自愿降职者众。南京政府毅然召回原北京大理院与检察署旧有推检官员，齐赴南京任职，以充实最高法院与检察署的审检重任，更选调部分北方旧有司法官员充实南方各省法院。当年曾有“革命军北伐，司法官南伐”之谑语。各省高等、地方审判厅易名为法院，各级检察厅易名为检察处。只有少数首长更换新人，旧有推事、检察官员全部留用，仍任原职。

　　1940年以后，经过严格培训，确实具备业务才能的司法人员殊感不足，故增设法院甚少。例如日寇侵华时期，沦陷区许多法官退到后方，还有新培训出的400余司法官，故后方各省增设了一些法院。但区域最大的四川省，仅增设法院十余处，为全省法院28处之半。其他各省情形，可以想见。全国未设法院各县，先由县政府兼理司法，陆续改设司法处，仍由县长代行检察官职权，省高等法院选派审判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为将来增设法院创造基础。

　　二、司法官的培训与选任

　　北京政府成立，设立大理院、检察署，遴选曾留学日本专攻法律者充任其职。江庸、余×昌等法学名宿，先后充任大理院长。石志泉、陈景昆、何基鸿等名教授，曾充任民刑庭长，并选任京师法政学堂毕业成绩优良者，如潘恩培、翁敬棠等人充任推事或检察官。当时京师法政学堂、北洋法政学堂及河南、四川，等省法政学堂毕业生，多被任命为司法官员，司法人员的队伍初步形成。这批新进法官，学识经验不够，执行审判颇感困难，乃开办司法人员讲习所，任命法学家沈家彝为所长，深入讲习民刑各法，更以审检实务训练为主。毕业学员依其成绩优次，派充各地法院后补或学习司法官。至南京政府成立，这批法官多已升任高、地法院正缺推事与检察官，以及各省高等及地方法院的首长。

　　学习推事与检察官的提升，一般须三年时间，经过考核，择优提升为候补推检，方可独立办案。无论正缺或候补推检，每月须将其主办案件的判决与处分书，呈报上级法院审核，评定优劣，作为升降之依据。学习人员提升候补较易；候补人员提升正职推检较难，常有逾期十年尚未获得提升者。盖非如此严格选拔，不能保障真能正确依法执行司法权、德才兼备之司法官员也。此乃德、日法系国家选任司法官之先例，为我国旧司法行政部门一贯采用的制度。

　　三、司法官的待遇与保障

　　司法官的薪俸高于一般行政官员，期收足以养廉之效。最高法院院长为特任，民刑庭长、推事、检察官等均为简任或荐任最高级者，检察署长为特任。各省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的推事、检察官等均为荐任，高等法院及其分院院长为简任，其同级检察处首席检察官等均为荐任，书记官等为委任职。正式监狱典狱长为荐任，看守所所长为委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