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45条也规定：在紧急防汛期，防汛指挥机构根据防汛抗洪的需要，有权在其管辖范围内调用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力，决定采取取土占地、砍伐林木、清除阻水障碍物和其他必要的紧急措施；必要时，公安、交通等有关部门按照防汛指挥机构的决定，依法实施陆地和水面交通管制。

　　（三）公民在紧急状态时期的法律义务制度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作为公民，既依据宪法享有国家机关不得非法剥夺的宪法权利，同时，也要依据宪法的规定向国家履行一些最基本的义务。特别在紧急状态时期，相对于平常时期而言，公民应当履行更多的法律义务。这些法律义务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对紧急状态保持高度关注的义务，即公民在紧急状态时期要时刻关注政府所采取的各项紧急措施，并作出适当的反应；二是公民在紧急状态时期应当主动接受政府的各项紧急措施，特别是各项管制的义务；三是公民要接受其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受到政府一定限制的义务。这充分反映了我国宪法在设计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时的权利与义务相一致、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原则。对于公民在紧急状态时期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我国相关的紧急状态法中都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7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机构有关传染病的查询、检验、调查取证以及预防、控制措施，并有权检举、控告违反本法的行为。再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2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突发事件，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

　　（四）应急预案制度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政府依据紧急状态法的规定采取各项紧急措施，如果属于临时仓促上阵，那么，就很难保证政府行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因此，各国紧急状态法都比较重视应急预案制度的建立，即在平常时期就设计好一旦发生紧急状态，政府和全社会如何共同协作，来共同对付紧急危险局势。我国的紧急状态法一般都对应急预案制度比较重视。从应急工作的特征来看，特别是灾害应急工作，一般情况下都是具体落实应急预案，采取事先已经经过严格科学论证了的应急方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28条规定，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主要包括下列内容：（一）应急机构的组成和职责；（二）应急通信保障；（三）抢险救援人员的组织和资金、物资的准备；（四）应急、救助装备的准备；（五）灾害评估准备；（六）应急行动方案。

　　该法第29条还规定：破坏性地震临震预报发布后，有关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宣布所预报的区域进入临震应急期；有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组织有关部门动员社会力量，做好抢险救灾的准备工作。由此可见，应急预案在我国的紧急状态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五）应急指挥机构

　　应急指挥机构是在紧急状态时期集中行使行政紧急权力的政府机构，它是政府在紧急状态时期统一指挥应急工作的领导机关，是应急工作的核心和基础。世界各国紧急状态法一般都比较重视应急指挥机构的建立。在戒严时期，通常由戒严机关，主要是戒严司令官来统一指挥行使戒严权，而在灾害应急时期，一般设有专门的灾害对策机构，如在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在平常时期负责协调各个方面的工作，而在紧急状态发生后，立刻就转变为总统领导应急工作的紧急指挥机构。而日本依据《灾害对策基本法》设立的“灾害对策总部”、“灾害对策本部”等机构都属于在乎常时期进行监督检查，在紧急状态发生时立刻成为政府指挥应急的机构。我国目前的应急组织机制也采取设立应急指挥机构的做法。但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应急指挥机构来说，受到目前行政管理部门分割体制的影响，依据不同的应急法设立了不同性质的应急机构。如《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规定，在破坏性地震发生后，设立抗震救灾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地震行政主管部门；而防洪法和防汛条例规定，在防汛和抗洪期间，设立防汛抗洪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国家水行政主管部门。①至于说那些没有作相应规定的，到了应急时期，要成立相应的应急指挥机构可能就缺少必要的法律上的依据。如此次非典暴发、流行初期，国务院、北京市人民政府基于非典防治工作的要求，分别成立了非典防治指挥部，但却缺少必要的法律上的依据。直到5月9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出台时，才在该条例中为设立非典防治指挥部提供了相应的法律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