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应以法形式赋予公民获得公务活动公开的主体权利。一方面，应确立公民知情权的具体内容；（注：公民知情权的具体内容是指公民有权了解立法机关审议活动的时间、地点、议程、辩论情况及所通过议案的内容，行政机关重大决策的论证和决定，司法机关的案件处理情况和队伍建议状况。国家经济管理部门有责任公布经营活动的材料，公民有权查阅。）另一方面，应为公民的知情权提供切实的法律保障。公民行使知情权的，国家机关负有告知和解释责任。

　　第三，借鉴国外廉政法规的监督制约机制，保障对公职人员实施全方位的监督。从各国的现行制度来看，主要有：

　　1.法院和行政机构的监督，这是监督的主要形式 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往往有庞大的法院和行政司法机构，如日本实行检察官体化后，指挥协调相当灵活。同时，他们有充足的办案经费和优良的侦查装备，尽管许多渎职官员规避法律的行为极其诡秘，但仍逃脱不了应有的法律制裁。

　　2.实行有效的财产监督 美国、日本、德国、奥地利等国家，都建立了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和类似规定。美国政府专设政府道德委员会作为这一工作的专门主管机关，逾期不报者将受到追诉或民事处罚。同时，申报表可供公众和新闻工作者随时查阅。香港的《防止腐败法》规定，公务员所拥有的财产或收入，若超过薪金所得，而又不能解释其合法来源的，即以违法论。化名拥有或托亲属之名，亦属违法，廉政公署即可对其起诉。

　　3.舆论监督 许多国家新闻舆论揭露政府官员贪污贿赂的新闻报道，受法律保护。由于同行业之间的激烈竞争，迫使新闻媒体为争取读者而千方百计揭露政府官员的丑闻，稍有蛛丝马迹即穷追不舍，使政府官员很难长期营私舞弊而不被发现。如前几年日本首相相继下台，新闻记者发挥了特殊作用。

　　4.社会公众的监督 许多国家都规定了举报措施和保护、奖励举报人的制度吸引公众积极投身监督公职人员的活动之中。

　　在形式上，我国监督主体是相当全面的：一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二是行政机关的监督；三是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和查处违纪党员的纪委检查委员会；四是政协、工、青、妇提出批评、建议、控告、检举的团体监督；五是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的举报、控告、批评建议的群众监督；六是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但在监督实效上，这些监督主体的作用远没有发挥到位。如新闻媒体，本来在反腐败中应该是大有作为的，应该是最有力的监督工具。不少人“不怕上告，只怕见报”，可见报纸的威力。但长期以来报喜不报忧的宣传模式，使得批评报道由次要地位降到几近于零，不敢触动实际和深层次的问题，客观上起着压制批评的作用。现在我们的报纸要进行批评监督，很不容易，往往要经过某一级批准。这样做的后果是对官僚主义，特别是对腐败现象网开一面，是与发展人民民主背道而驰的。一张代表人民利益的报纸应该是敢于秉笔直书的，做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代言者。

　　就权力机关的监督而言，每届人大的监督作用越来越大，这是事实，但应当看到的是，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仍把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看成是“挑刺找麻烦”，是“多了一个婆婆”，甚至认为加强人大监督是削弱党的领导，是“同党委唱对台戏”，是“党委决定，政府办事，人大挑刺”。因而有些领导干部不重视、不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少数干部习惯于个人说了算，不能容忍别人监督批评。而一些人才专职常委对监督工作也同样有畏难情绪，认为人大监督阻力大、难度大，监督多了怕越权，监督少了怕失职，甚至对一些严重违法行为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实行监督。为此制定一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法是极其必要的。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制也有待改革。检察机关具有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的职能，而许多职务犯罪案件与地方党政领导有着某些极密切的联系。这在目前检察机关的财政权、人事权均归当地党政领导管理的体制下确难行使监督作用。这是与“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原理相违背的。在运作机制上，案件线索基本来自举报，未能像国外一样由检察官主动出击。据韩国一位搜查部检察官介绍，他们平时的主要工作便是主动分析哪一名官员可能贪污受贿，然后千方百计找到犯罪事实，反映了他们调度灵活、工作主动、职权独立、行动自由的特点，这是值得我们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