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并不习惯对自己的活动进行社会学研究。这种研究不光针对知识分子行动的那个世界，而且针对知识分子自身和知识分子行动的前提（或社会因素）。这一研究项目潜在的新颖之处在于：在对知识分子是什么、能够做什么进行最大可能的现实主义分析的基础上，确立世界范围内知识分子集体行动的目的和手段。即便冒着乌托邦主义或不负责任的危险也必须强调，知识分子任何伦理的或政治的行动，都必须建立在对知识分子世界如何运作周密理解的基础上。知识分子是吊诡的存在者（paradoxical beings）。只有在对纯文化（pure culture）和入世（engagement）的经典对立进行质疑后，才可能给他一个准确的画像。而这种经典对立不过是知识分子关于自身的许多虚假观念中的一种。

　　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克服纯文化和入世之间的对立，并在这一克服的过程中，历史地出现的（1）。因此，知识分子是二维的存在者（bi—dimensional beings）。文化生产者要取得知识分子的名头，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方面，他们必须从属于一个知识上自主的、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或其他势力的场域，并遵守这个场域的特定法则；另一方面，在超出他们知识领域的政治活动中，他们必须展示在这个领域的专门知识和权威。他们必须做专职的文化生产者，而不是政客。尽管自主和入世之间存在二律背反式的对立，但仍有可能同时得到发展。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专门知识（比如奥本海默的科学权威、萨特的知识权威）而区别于世俗利益的独立性越强，他们通过批评现存权力来宣称这种独立性的倾向就越大，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政治立场，这政治立场的符号有效性也就越大。

　　知识分子的起源

　　要论证这些看上去先入为主和主观武断的观点，回顾一下产生知识分子的那段被忘却的或受压制的历史是很有帮助的。这种历史之所以异乎寻常地不断重现，就是因为对自主性的追求，总是伴随着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态度的不断变化-一种在投身当前事件和退回象牙塔之间寻找平衡的行为。十八世纪，“哲人”（philosophes）“入世”（1765年，伏尔泰在《哲学辞典》题为“文人”的论文中，将这种“入世”与堕落学术界的经院蒙昧主义相对）的逻辑延伸，就是参与到法国大革命的“文人”活动中去。

　　在王政复辟时期，“文人”被认为不光要对导致大革命的颠覆性思想（这些思想首先通过报纸流行开来）负责，而且要对过度的革命恐怖负责：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年轻一代（特别是那些浪漫派诗人）看他们的眼光不光有怀疑，甚至还带有一丝轻蔑。在运动的第一阶段，这些诗人对哲学家干预政治和用理性观点看待历史变迁的特权提出了挑战，并通过恢复宗教情感以对抗理性和对教条的批判来宣泄他们的自主渴望。但是，一旦复辟的反动政治威胁到知识分子的自主性，他们就又开始捍卫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自由（比如米什莱和圣西门），恢复十八世纪哲学家的预言功能（比如雨果）。

　　然而，另外一种走钢丝般的行动-民粹主义的浪漫主义，在1848年革命前几乎影响到每一位作家，却在进步运动失败和第二帝国建立之前就销声匿迹了。对1848年革命的幻觉被打破了以后，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幻灭（disenchantment），这种幻灭在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中得到强烈的共鸣，它创造了新的拒绝入世的条件。为艺术而艺术的捍卫者，像福楼拜和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把纯艺术和社会艺术、资产阶级艺术对立起来-后者在艺术的内容和接受方面都屈从于资产阶级主顾的规范。他们拒绝因创作产业化的文学而受到奴役（目的不是糊口），只对同人的批评做出反应，他们把文学场域的遗世独立，等同于作家拒绝走出象牙塔去行使任何符号权威（这就和雨果之视诗人为先知以及米什莱的预言家式的学者决裂了）。

　　只有到十九世纪末文学、艺术、科学场域达到高度自主，这些自主场域最自主的行动者才认识到，自主并不等于拒绝政治，他们可以以艺术家、作家、学者的身份干预政治。和基佐和拉马丁这些文化生产者不同（这些人事实上成为政客），这些自主行动者是带着一种权威进入政治的，这种权威深深地扎根在其学科的自主性里面，源于学科核心的价值，如伦理上的诚实和专业能力。具体说来，人文权威和科学权威在左拉的“我控诉”以及支持他的请愿活动这样的政治行动中得到了坚持。这种新的政治干预的模式，扩大了构成知识分子身份的“纯洁”和“入世”的概念。这些干预行动产生了纯洁政治（politics of purity），正好构成国家理性（the Reason of State）的反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