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吊诡性质，产生了这样一种状况，那就是所有寻求强化其政治效果的政治活动，都不得不遵循明显是自相矛盾的路线。一方面，尤其要通过斗争确立知识分子的自主性，保证文化生产者有一个保持自主性（首先体现在知识活动成果的发表和评价形式中）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强化每一领域里最自主的生产者的位置；另一方面，要创造适宜的制度，让最自主的文化生产者不受象牙塔的诱惑，以使他们能够使用特定权威集体干预政治，为保障他们自己控制文化生产方式和知识合法性的最低目标而奋斗。

　　因此，知识分子运动的首要目标是，为捍卫自己的利益，为维护保障自主性的必要手段而集体奋斗。然而，某种负罪情结总是把知识分子变成“同路人”（不是无产阶级的同路人，而是号称代表无产阶级说话的二流知识分子的同路人），结果就是知识分子总是强调捍卫首要的普遍目标，而把捍卫自己的利益贬斥为一种法团主义的表现，忘记了捍卫普遍性首先就要捍卫普遍性的捍卫者。其实，文化生产者必须捍卫对不同的文化生产领域的自主性必不可少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也就是所谓科学、艺术、哲学、法律等等的物质工具和知识工具得以生产出来的特殊社会空间。知识分子不必带着自责和道德迟疑来做这些事，因为，他们通过捍卫知识分子整体而捍卫了普遍性。这里可以举一些知识分子为捍卫艺术家、作家、学者的共和国而应当采取的恰到好处的行动的例子：科学研究者抗拒科学管理者的把持，以捍卫自己对生产和评价方式的控制，而这些科学管理者通常因为自己的缺陷被排除在研究之外，但却在对研究的逻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试图对研究者进行管制；对所有研究领域（无论人文，还是科学）的前卫生产和发行网络的捍卫，以反抗某些编辑的商业兴趣；艺术家、作家、学者坚持一种道义准则或一种实际权利，来反抗新闻媒体的崛起，以保护作者不被错误引用或错误表现，等等。更进一步，保护年轻的教授或研究者反抗所有形式的歧视，特别是政治歧视。

　　理性这一历史的产物，必须运用历史性的努力来不断地加以再生产，从而保障理性思想得以可能产生的社会条件不被超验的错觉所破坏，这种超验的错觉往往把理性的普遍结构限制在意识或语言里面。借用一下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根据他的观点，美德是一种公共秩序的产物，在这种公共秩序下，公民对美德感兴趣），有必要运用政治家常常使用的非常实用和具体的方式来不懈地工作。同时，还有必要关注教育节目的内容、教育电视和文化电视的保护这些领域；对文化保护主义（它阻碍了思想的国际传播）进行质疑，以创造一个对理性和真理感兴趣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共和国也非常必要。和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相反，我们必须提出一种普遍性的政治学，一种理性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c）。没有超历史的沟通普遍性这回事，只有社会建构的有助于生产普遍性的沟通形式，这种沟通形式的逻辑已经表现在公共的、受规制的交流的社会逻辑中，而这种公共的、受规制的交流，又通过对发生在科学世界中的那种交流的一般化而得到典范的描述。在科学世界中，竞争，或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的：没有人能胜过其他人，除非他有更好的论点、推理和证明，这样就推进了理性和真理。

　　然而，这个纯粹理性的世界并不是上帝创造的。那些今天对人文科学，特别是社会学遇到的困难大惊小怪的人，忘记了自然科学为了生存和延续所经历的大战。一种解放心智的科学，只能在一种使之可能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得到发展。这种条件预设了，一个民族（nation）对另一个民族的支配，一个民族内的支配都应该废除。这些支配形式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那就是把那些不同意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秩序之隐含前提的人从科学竞争中排除出去，收回拨款或研究贷款，或通过科学规矩仲裁者最微妙的审查手段，都可以导致这种排除后果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