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司法部准许试行合作制律师事务所，拉开了律师事务所的体制改革的序幕。1993年批 准试行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两种形式的律师事务所实行财务独立和自负盈亏，不再由政府行 政拨款，终止了律师由国家供给，吃大锅饭的历史，将律师推上了客户市场，增强了律师的 责任感、紧迫感和竞争力。??

　　《律师法》的颁布、律师事务所体制的改革为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天地。中国的 法治建设由此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然而，依据作者的观点，《律师法》在中国律师的定位问 题上仍旧存在问题，法律并未就行业管理与行政管理的职责权限做出规定，司法部而不是律 师协会承担对律师监督管理的职责。律师并没有成为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的独立个体。律 师的自由和独立性仍然受到限制。??

　　法律上和体制上的不足，阻碍了中国律师行业的发展，而法律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同样影响律 师在法律体制改革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中国的法律教育在培养律师的独立性、自主性和竞 争能力方面缺乏有效的、科学的方法。中国缺乏藉以指导律师的理想职业理念，缺乏衡量律 师职业道德的具体准则。??

　　法律职业者应当拥有怎样的素质方能满足中国法制对人才资源的需求？Talcott Parson关于 法律职业化的模式认为不受狭隘利益的束缚和独立的职业判断置于首位是应当具备的要素同上引书第24页。

　　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存在律师受压力影响而不接手政治敏感性强的案件或不得人心的案件的 情况。北京大学的法律教育专家贺卫方认为，中国目前法律制度要进行更深入的改革，需要 一个专业化和知识化的律师阶层，他们有着共同的教育和培训背景（特别是大学教育和高等 职业培训）贺卫方（He Weifang）“法律教育散论”《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使其有足够全面的教育资历进行批判地、独立地思 考，能以充分的专门法律知识正确判断各种复杂的法律情势。当前中国的法律教育制度是不 足以实现这一目标的。??

　　在社会主义中国成立之际，中国在废除旧的法律制度的同时，主要引进了前苏联的法学教育 体系，建立了一些新的政法学院。开办政法学院的主要目的是提供法律培训。1952年，四个 政法学院通过合并几个大学已有的法律系而成立，其目标首先是为了培养干部。这些政法学 院开设的课程，包括政治学、法律学、外交学和社会学。一直到八十年代，进入政法学院学 习仍将接受政治审查。??

　　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政治运动期间，法律教育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据人民大学 的法律教育专家方流芳（Fang Liufang）介绍，由于政治运动的混乱和缺乏对知识分子的尊 重，五、六十年代里政法学院的法律教育不能真正称为法律教育或任何形式的大学教育。在 这个期间，对旧社会的批判很多，但对新的全面法律教育制度毫无建树。法律教育成为政治 教育的代名词。法律工作者的职业特征迅速消失。??

　　1976年中国结束了政治运动，着手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并重新恢复政法院校。一些大学纷纷 建立法律系。从八十年代起，中国颁布了许多新的法规，法学也随之被分成若干分支学科， 许多学校设立了法律系、经济法系、国际法系、刑事司法系，以满足政府部门法律人才的需 求。即使进入九十年代，中国法律教育的主要任务仍是培养终身制的政府工作人员，学校负 责毕业生的工作安排。在这种学科体制下，学生受教育范围非常狭窄，学生期待着终身供职 于一个可以预知的职位。??

　　1997年中国国家教委成立了中国大学法律教育指导委员会，指导委员会的目标在于为中国的 法学教育制定教育策略、教育目标以及确定法学教育指导思想。委员会的首套方案已于1999 年秋季付诸实施。由于认识到中国法学学生目前所面临的是一个波动多变的求职市场，委员 会建议法律系将现有的专业合而为一，以便为学生提供一种更具综合性的本科教育。毕业学 员将不再由学校分配工作。学生在毕业后的职业生涯中也可能会不断更换工作，改变职位， 因此，本科教育将提供给学生一定的自主性、灵活性以适应新的、不断变化的工作任务和工 作环境。指导委员会还为中国的法律本科教育提出了由14门主干课组成的教学方案，它不仅 涵盖了基于本科教育的基础知识，而且在培养过程中留给学生充分的空间满足他们在某方面 的专门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