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之后的精英主义民主理论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从经验出发。他们认为“民主是少数人的统治”，即“寡头统治”。在他们看来，民主只不过是竞争政治领导权的方法，人民的作用在于选举代表产生一个政府，选举出精英治理国家。这一理论虽然在出发点上采取了经验主义，却在结论上重归了主观主义，即主张贤人政治，而这一点即便是柏拉图后来也认识到是不可能的。更可怕的是，这种极度悲观主义的论调很可能导致在现实中取消几个世纪来人民以鲜血和生命换取来的仅有的一点点儿的民主。

　　三、达尔的新多元主义民主与民主化建设

　　达尔的新多元主义民主理论是以“众多权力中心的存在”作为考察民主的出发点。他认为，存在的公民社会是多元的、自主的、独立的社会团体组成。这种社会组织的存在使各种统治资源的拥有成分散化状态，从而使得统治者进行垂直统治成本增大。理性统治者在统治成本高于统治收益时，有可能放弃对某些事务的控制。一些弱小成员、弱小团体可以把他们拥有的资源结合起来，从而加大统治者进行控制的成本，推进政治自主性。因而，他认为：“民主是多重少数人的统治”。同样，由于多元、自主、独立社会团体的存在也决定了社会制约权力的必要性。但他认为仅有麦迪逊的民主所主张的宪法制约是不够的，还需要加强选举过程的制约，并且促进个人、政党之间不断的政治竞争，极大地增加少数人规模、数量和多样性，使领导人作决策时必须考虑他们的偏好。

　　达尔的新多元主义民主的“新”是相对于精英民主理论对社会多元性的认识而言的。如熊彼特认识到了社会中“公民以利益集团形式影响决策”这一多元性，而韦伯从社会规模、复杂性和差异性这种多元性的认识出发得出结论：民主不可能属于多数人。达尔对多元性的认识另辟蹊径，提出一套系统的“多元政体学说”，构筑了其民主理论的经验主义基石。

　　当然，达尔民主理论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他未完全摆脱精英主义民主的思想，认为权力集中在竞争中的精英手中的可能性不可排除，有为资产阶级辩护的倾向。但其关于民主的考察却对我们的民主化建设依然不乏启迪。

　　一是达尔从经验主义出发来认识民主的研究路径具有可取性，特别是对当前的民主化建设的途径来说更是如此。认识社会的民主状态是民主建设的前提，这一路径完全抛弃了以往在“社会契约”这一谎言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主观主义的民主模式，有利于我们正确部署法治的路径和进程，避免盲进以及将主观主义的理想化民主模式生吞活剥、生搬硬套。

　　二是达尔关于从社会多元性认识产生的公民社会的理念必然会对公法的价值取向产生影响。我们不得不从公民社会出发来考察公法对“权力（国家）”与“权利（公民）”之间关系进行平衡的现实可能性，并以此来推动整个公法制度的发展。如达尔对社会制约必要性的重申有益于对行政决策中告知制度、公开制度以及公民参与制度的进一步构建和完善。

　　三是达尔特别阐述了独立社会团体和利益集团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政治自主性的推动力量。这一认识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思考当代公权力向私人领域的逃遁现象，并谋求公民权与公权力对峙格局中的宪政出路。

　　如前所述，达尔的民主理论也有很多缺陷，它不可能穷尽真理，若干年后我们还可能发现，他甚至尚未触及真理。因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思考，而当前民主化建设的需要也逼迫着我们不断地思考。尽管《圣经》上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自近代民主思想衍生之初，上帝就已经死了，我们还怕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