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因往往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因而，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显然被矫正对象的自我改善、自我修正是决定性因素。矫正对象自觉自愿地参加矫正项目，这也正是对他们实施社区矫正的前提条件。而行刑却不要求自觉自愿的态度，不管你愿不愿意、自不自觉，都必须接受强制的惩罚和矫正。如果将社区矫正看成是行刑的方式，显然是对罪犯自我改善和修正的能力进行怀疑甚至是一定程度的否定。这当然不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四、社区陷于尴尬，社会工作不协调，是社区矫正行刑观的必然结果。

　　倘将社区矫正定位于行刑方式，那么社区就成了行刑的场所——第二个监狱，没有围墙的监狱。既然我们可以说罪犯在社区服刑，当然也可以说其他社区成员生活在“监狱”中。监狱为了防止出现交叉感染，缺少亲和力，社区却理应成为具有亲和力与吸引力的地方。如果将社区视为监狱，其亲和力与吸引力就会有所减弱。社区成员(矫正对象也在其中)间容易产生戒备和猜疑的心理，这种社区矫正不是促进社区的发展而是阻碍了社区的健康发展。美国学者对此有过反思。他们认为：“社区最终有可能把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区变成一个‘惩罚城市’。”[24]如果社区矫正是一种引导罪犯重新改善自我，使罪犯不致再犯罪的手段和方法，那么反对的人自然就会减少。同时还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社区矫正的行刑主体到底是谁?如果是司法机关，那么与监狱矫正区别不大。如果是广大群众，无疑使社区居民的“法感情”走入歧途。耶林曾说，如果普通的人不去同情犯罪者，而是愿意去帮助警察和官吏，相反只有犯罪者本人同情自己，这绝不是健康的“法感情”。[25]这种尴尬的局面归根到底都是由没有将社区矫正科学定位造成，或者说是将社区矫正行刑化的产物。社区矫正的宗旨是促进社区建设，保障社区安全，但是社区矫正行刑观却将社区推向十分不利的境地，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社区矫正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一部分。在那些持社区矫正行刑化观点的人看来，节约行刑资源是社区矫正与监狱工作的重要区别之一。但是，如果将社区矫正单纯行刑化，却是一个浪费社会资源的措施。从国外的实践看，社区矫正的对象是相当广泛的。他们把社区中所有需要矫正的人，几乎都纳入到社区矫正的系统工程中来，而不仅仅局限于刑事犯罪领域。比如出狱人的社会保护，目前尚没有具体的部门负责，可以纳入到社区矫正中。[26]另外，诸如“问题少年”甚至存在较大争议的劳动教养人员，在时机成熟时也理当纳入社区矫正体系中。因而，我们还可以说，社区矫正是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单一的行刑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整合社会资源，使社会综合治理的效果发挥到最佳状态。因而，我们的社区矫正不能为了矫正而矫正，关键要考虑社会效果，要将降低重新犯罪率与提高全民的素质紧密结合起来。而社区矫正的行刑化观念却不利于各项社会工作的协调开展和社会资源的科学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