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国外不少国家对于法律援助案件的具体事务，通行由国家律师或称公职律师办理，而公职律师的劳动报酬是由国家支付的。而我国目前没有公职律师。而自从有了法律援助后，法院连指定辩护费也省了，这样的援助实质不能称之为司法救济，而是社会民众救济。因法律援助的费用与主体为社会人员而无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和行为。因此，从此目前的实质，不少报刊称“法律援助”为“政府买单”的说法，实属信口开河。

　　从前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我国立法有两个常见现象：1、法律调整范围是政府行为的，即使具备条件了，也不颁布；对民众有利的法律，不具备条件也要颁布。这种立法的作为与不作为，结果都是一样的，即无可依性，也就相当于没有法律的效果。目前法律援助条件是，司法行为主体不支付费用，公职律师制度未实行，法律援助中心也不支付费用（注：本文“费用”不包括律师报酬。本来就是极少的费用，国家与相关机构都不愿意支付，律师报酬就压根不要想）。

　　结论：我国目前的法律援助制度尚不具体法律意义，或者说与原立法者的初衷相违。愿《条例》上设立的法律援助早日出现。

　　●“法援案件”成为律师与律师事务所遇到的两难问题

　　●对于律师与律师事务所而言，对于目前律师执业而言，从经营体制与模式而言，是完完全全的“下海”。因此，律师执业是自己创业、挣钱来要实现养家糊口的基本要求与不断自我提高的社会消费需求。司法行政机关将地方企业赞助款买了设备与轿车，在不支付任何费用的情形下，却强行摊派推行法援工作，此时律师事务所处于无奈，也只好将一个所内全体执业律师进行排队来承担援助案件的代理事务，不少律师事务所考虑到在单个案件上律师付出太多，采取给予每个法援案件100-200元补贴了事。

　　●由于案情复杂，或者有可能辩护无罪的案件，当事人一般能支付律师辩护费，委托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辩护。在此情形下，大部份都是性质较为严重，案情复杂，法院或司法机关都已有定论的案件自然就不愿意委托律师辩护，法院再不愿支付费用，这些案件自然必到了法律援助中心，成为法援案件。如笔者在2000年办理的，一个涉嫌故意杀人的法援刑事辩护案件，被告为20来岁四川区部地区农村女孩，在一家军人家庭中为其孙子当保姆，最后因记恨主人当初承诺为其在成都找工作未兑现，将其孙子砍了数刀。该案伤者在上海整形治疗已花了数万元，审查阶段时，承办检察官曾找来被告父母亲，希望能支付一定赔偿金为孩子支付巨额医疗费，但被告家中实在太穷，无力支付这对于农村人而讲的“天文”数字。在庭审辩护律师发现了对被告有利的证据问题，但中院法官根本予理睬，结果一审判了死刑。由此可见，由于案件性质本身就严重，法援案件律师辩护意见被采纳的可能性基本没有，或者说可能性太小。因此从律师与事务所角度而言，实际上都面临上有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命令，下有办案难而无果，加之没有经费，因此都不愿意办理这类案件。

　　结论：必须落实责任、公开国家专款、让费用用于律师办案、办案律师必须获得劳动报酬。在有条件的可能下，实行公职律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