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为了达到该宪法原则所设定的目的，为了建设法制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司法就是必然和无条件的。司法公正作为服务于实现社会正义的终极目标，不仅是法律制度运作的核心和司法活动本身的要求，也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必然需要。在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面对形形色色的公正与不公，产生了有关的价值观念或相应的法律理论，“何谓公正”和“如何实现公正”总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学理论的研究是一个揭示法的公正性，构造公正的法律制度的进程。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人民群众的正义观产生直观影响的正是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诚如培根《论司法》中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审判则是把水源破坏了。”因此，司法公正事关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对社会制度的评价。很难想象，经历了一次不公平审判的当事人对司法公正会满怀信心，也不能希冀所谓胜诉方对司法公正毫不怀疑。要实现司法公正，保证“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就应首先了解我国目前司法公正进程中的几大障碍性因素：

　　一、法官、检察官选用、选拔制度的不合理

　　按照《法官法》、《检察官法》的规定，我国司法机关的大多数法官、检察官均已达到大专以上专业水平，新近审议中的上述二法修正案，甚至将之规定到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但是，我们所讲的“大专以上”这个词是比较含糊的。熟悉中国教育现状的人都知道，突击几个月拿到大专文凭并非个别现象。目前为各类领导干部专设的“考研班”也是较为普遍的情况。不仅如此，法院、检察院还往往成为复转军人主要安置去向，仍被组织部门、人事部门认为在各行业当中外行人最容易进入的机构。不必说法律专业文凭，基本法律常识的具备也没有被作为从事司法工作的先决条件。为什么对进入医院做医生，对进入科研机构作科研的专业化要求很高，但到法院、检察院工作的专业化要求反而会很低呢？难道检察院、法院的工作比医院不重要吗？医生的手术刀事关人体健康，检察院的逮捕令、法院的判决不是也维系着公民的生死荣辱吗？司法队伍专业化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性要求，是左右司法正确与否的先决条件。为此，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重用法律专业人才，建立一套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官、法官的制度，确立按照不同专业素质评定不同等级检察官、法官的标准，废除目前按照行政职级、工龄评定等级的不合理标准；另一方面要坚决杜绝非专业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从事司法工作，调离、辞退业务能力低下的检察官、法官。对法官、检察官的选拔不仅要强调政治属性的强弱，甚至听话与否，更重要的是要看重其业务资历和实际办案水准，保障法官、检察官职务的稳定性和精英化，这样的司法队伍才能有勇气和能力，抵御地方和部门保护，公正审判和法制统一才能实现。

　　二、传媒对司法权的监督没有法制化

　　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来自传媒的监督，这是人民群众、社会舆论监督的必然载体。现代传媒的高速发展使得舆论的力量空前的强大。在欧美国家甚至称之为“第四种权利”。如今的中国媒体对司法监督的重大效能也逐渐显现出来。如酒后驾车撞人的张金柱案、四川虹桥垮塌案，对有关责任人的追究正是通过媒体的披露才实现的。有报载，临刑前的张金柱哀叹，他是被记者说死的。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时候，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所谓社会影响大几乎成为衡量当事人社会危害性的主要标志。一个好人违法犯罪很多人会同情，一个贪官被抓，人们恨不能立诛而后快。特别是对有些案件形成一边倒舆论的情况下，对法院审判活动的报道实际上嬗变成为另一时空的审判案件活动，这种情况的结果只能是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良药是通过立法使传媒监督成为一项规范性很强的监督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