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法系形成的基础是普通法思想。而在普通法看来，所谓法是永远不变的习惯，这些习惯的形成又有赖于通过司法裁判的发现和宣示。实际上，制定判例法的是法官和法院。先于大陆各国形成的对法官优厚的物质待遇，成为英美法各国的传统。不仅法律制度上如此，而且在社会上对法官也给予了极大的尊重和依赖。科克就认为：“议会制定法违反正义和理性、自相矛盾及实施不可能时，法院有权宣布其无效。”

　　正因为如此，在英美法系国家，根据传统，法院有法律的解释权，在产生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以后，法院又获得了宪法解释权。宪法由制宪机关如“制宪议会”、“制宪会议”起草，交全民公决或者以特定的方式通过。如美国宪法于1787年由制宪会议通过后，交各州批准，至1789年达到宪法规定的批准的州数，正式开始生效。依据三权分立原则，在宪法之下存在地位平等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宪法的解释权应当由其中的哪个机关行使呢？在英美法系国家，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制定法律的权力（立法权）与对法律进行解释的权利两者一直是分离的，即由国王通过等级会议或者三级会议制定法律，而由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解释法律。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普通法的传统被仍然保留和延续下来，宪法也是法，具有法的性格，宪法在司法中具有适用性。因此，宪法的解释权也由法院行使。法院既有法律的解释权，又有宪法的解释权，在审理具体案件中，可能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又需要对宪法进行解释，其行使这两方面的解释权的结果，就必然地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作出判断。

　　同时，“当巴黎的最高法院驳回政府的法案或拒绝为政府的法令备案时，或当它本身传讯一个被控渎职的官员时，人们可以认为这是司法权在发生政治作用。但在美国，却看不到这类事情。美国人仍然保留了司法权的一切人所共知的特征。他们严格地把司法权局限于有章可循的范围之内。”（注：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10页。）

　　（三）宪法的特性和司法机关的特性

　　这些国家认为，宪法的主要特性是法律性，这就决定了其只有通过司法途径才能使纸面上的文字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有效的规则。就内容和调整对象而言，宪法与法的其他渊源相比较，其政治性表现得较为浓厚，但并不能由此改变宪法的法律属性。法律的功能在于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促进和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而检验法律的真实价值或有效性的唯一方法，在于依据法律规范解决利益冲突双方当事人的矛盾过程。唯其如此，才能发现法律的真实价值、矛盾及荒谬之处。司法机关的职责就在于解决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由此决定了只有它才能把握法律的真正涵义。故此，美国的一位大法官曾宣称：“我们受治于宪法，而所谓宪法不过是法官奉为宪法的法律”；（注：转引自龚祥瑞著：《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页。 ）《美国百科全书》亦将美国宪法称作“由司法机关来解释和执行的成文宪法”。（注：参见《宪法》（国外法学知识译丛），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司法机关的活动规则决定了当两个效力不等的法律文件之间内容相抵触时，适用效力高的法律文件；当两个效力相等的法律文件内容相抵触时，适用与效力更高的法律文件内容相符的法律文件；依此推论，适用与作为最高效力和最高规则的宪法相符的法律文件，属当然之事。在此过程中，司法机关适用宪法去审查判断法律文件的有效性，实际上属于必经程序。

　　同时，以法院为中介对立法权实行制约是最为恰当的。我们仍以汉密尔顿的话来说明：“如谓立法机关本身即为自身权力的宪法裁决人，其自行制定之法其他部门无权过问；则对此当作如下答复：此种设想实属牵强附会，不能在宪法中找到任何根据。不能设想宪法的原意在于使人民代表以其意志取代选民的意志。远较以上设想更为合理的看法应该是：宪法除其他原因外，有意使法院成为人民与立法机关的中间机构，以监督后者只能在其权力范围内行事。”（注：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1～392页。）他还进一步指出：“对立法权的这类限制实际上只能通过法院的中介来行使，法院的职责就是审查一切违背宪法原意的法案并宣布其无效。”（注：转引自a ？斯科特主编：《美国政治思想资料汇编》，1960年版，第150～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