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诉讼法律制度移植自由心证的现实意义

    从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进而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的长远考量，对自由心证制度的移植与利用，完全适应我国的法制环境，而且，为革除我国诉讼法律制度中现存的证据制度的某些弊端，我国诉讼法律制度更需迫切建立自由心证制度。

    1、自由心证是任何诉讼终结的必经程序。追问我国过去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不难发现，实行的是一种以“客观真实为证明标准的一元制证据制度，但不能否认其中同样也存在一个自由心证的过程。因为客观事实的再现只能是一种可能性或偶然性，难于复原是必然的，所谓的‘’查清案件事实‘’也是通过自由心证来完成的，无论采取何种诉讼模式，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是靠法官的最后认证来完成的。因此，无论采用何种诉讼模式，都不能排除自由心证。

    2、我国法律制度客观上已造就了自由心证存在的空间。放眼法的渊源和框架，我国各部门法的法条中，大量的弹性条款赋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种自由裁量权的正确恰当运用与自由心证的过程是一脉相承的，大量的弹性条款需要法官在执法中运用良知与法律意识去把握，我国诉讼法上的“认证‘’就是法官将认证范围内的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主观分析的过程，是法官的自由。心证过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 4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由此，我国的法律制度已经承认了自由心证的存在。

    3、自由心证是弥补法律制度滞后性的重要手段。相对于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法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未来科技突飞猛进，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相对稳定性的法律制度必然滞后于社会生活的变化节奏，在新的法律法规未出台前，法官又不得拒绝裁判，要解决那些法律尚未来得及规范的社会现象，只能依靠法官运用自己固有的知识和经验来自由心证。

    考量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只能说是承认自由心证的合理存在（提法上尚未正名，实践中采用的是“认证”），尚未将其上升到与证据制度相辅相成的地位。但随着我国当事入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诉讼模式的确立和发展，我国的诉讼法律制度必须对自由心证加以大力的移植与利用，从而建立起一种法定证据为主、自由心证为辅的诉讼法律机制。

    三、法官自由裁量权对自由心证的呼应

    所谓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在审判活动中，根据每一案。件的具体情况，有依据地自主作出裁判的权力。法官裁判案件首先必须依法，而后方能“自由”。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所指之自由，是指法官要独立自主地作出裁判，而不受外界的非法干扰。它既包括法官个体之间之自由，也包括法官整体对外之自由。但同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又具有相对性和限制性，不得任意滥用。这种自由，不是可以随心所欲裁判案件的绝对自由，而是强调要充分发挥法官主观能动性的相对自由。自由裁量权是法官的权力，它不同于可以放弃的权利。法官如果把自由裁量权视作权利而不行使，那他就是渎职。法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就是正确把握自由心证。

    1、根据法律真实裁量。法律真实是相对于客观真实而言的。所谓客观真实，是指导司法活动中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完全符合客观的实际情况，即符合客观标准的真实。所谓法律真实，是指司法活动中人们对案件的认识符合法律所规定或认可的真实，是法律意义上的真实，是在具体案件中达到法律标准的真实。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各种原因，人们不可能完全认明客观事实，而审判又是一种有时间和资源限制的工作，因此，在“公正与效率‘’被确立为人民法院永恒工作主题的新形势下，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一方面要努力追求客观真实，尽量使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相一致，另一方面要注意遵循审判活动的客观规律，坚持以法律真实作为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标准和依据。只有这样，审判工作才能保持主动，才能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不断取得新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