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已成为当今世界各法治国家行政程序法的一项共同的、同时也是极其重要的制度。尽管在不同的国家，对于听证的定义、范围、形式和程序的具体规定不尽相同或统一，但从行政程序的角度看，听证制度所要求和体现的精神却是一致的，即通过公开、合理的程序形式将行政决定建立在合法适当的基础上，避免行政决定给相对人带来不利或不公正的影响，从而实现行政管理公平、公正这一崇高的价值目标。

　　中国对行政听证制度的引进，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事。1982年制定的宪法以及此后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制的发展，为听证制度的移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在这里，听取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是原则的、笼统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也应该表现为具体的法定形式，听证就是被国外的实践证明了的有益、有效的法定形式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是中国移植国外听证制度的首次尝试，也是中国行政程序制度发展的重要突破。在该法中，“听证”

　　一词在中国法律中首次出现并成为与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并列的三种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它不仅界定了听证程序的定义，而且还明确了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听证的告知通知制度、公开听证制度、主持人及其回避制度、对抗辩论制度和听证笔录制度等。

　　如果说行政处罚法是移植听证制度的首次尝试，那么我国的另一部重要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对听证的规定就可以视作中国听证制度在立法上的扩展。该法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须性、可行性。”听证制度在立法上的扩展目前还在继续。据悉，正在起草中的行政许可法、立法法等，都考虑规定听证制度的内容。

　　虽然听证制度在中国开始生根，但它目前还只限于少数几个法律，适用范围很窄，程序也很不规范具体；在操作的层面看，行政听证制度确立后，各地和各政府部门对听证制度的实行作了许多努力，但在众多受到处罚、有权要求听证的案件中真正举行听证的寥寥无几。这表明听证制度还没有真正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从上述存在的问题看，要完善中国的听证制度，应重点抓好以下几点：

　　第一，提高人们依程序行政的观念，树立程序法治观念

　　行政关系是一种倾斜的、不平等的关系。行政权力有易扩张性和侵犯性，如不加以制约和控制，就极易产生对相对人权益的损害和侵犯。而避免发生行政违法和侵权的方法之一就是赋予行政机关更多的程序义务，而相对人享有更多的程序权利，从而保持行政关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平衡，促使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达到公开、公正和民主、高效。所以，自20世纪以来行政法治已从注重行政行为的结果发展到不仅注重行为结果而且强调行政程序，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一股制定行政程序法的潮流，听证制度也就是在此情况下获得重视与发展的。

　　由于中国长期的集权体制和受大陆法系法律制度的影响，程序一直被淡视。在立法中，往往实体规定多，程序规定少或根本没有；在执法中，往往只追求行政权的实现，而忽视行政权行使过程中程序的合法性；在思想观念上，往往认为程序繁琐、麻烦，影响效率，甚至多余，不能理解程序对实现实体正义的深刻影响和重要意义。所以，听证制度在中国的完善，首要任务是要在思想观念上认识程序，了解程序的意义和作用。

　　第二，逐步扩大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

　　国外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范围较广，一般不加太多限制；二是主要适用于对相对人不利的处理处分；三是在有些国家，听证不仅是用于具体处分行为，而且还广泛适用于制定法规等抽象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