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期，英国政府决定把犯了罪的英国人统统发配到澳洲去。一些私人船主承包了从英国往澳洲大规模运送犯人的工作，英国政府实行的办法是以上船的犯人人数支付船主费用。这样以来，一旦船只离去，船主按人数拿到了政府的钱，对于所载犯人是否能活着到达澳洲就不管不问了。有些船主为了降低费用，甚至故意断粮断水。三年以后，英国政府发现运往澳洲的犯人在船上的死亡率高达37%，英国政府花费大笔资金，却没有达到大批移民的目的。为此，英国政府想了很多办法：每一条船上都派一名政府官员监督，再派上一名医生负责犯人的医疗卫生，同时对犯人在船上的生活标准做了硬性规定。但是死亡率不仅没有降下来，有些船上的监督官员和医生竟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原来一些船主为了贪图暴利，便贿赂官员，如果官员不肯同流合污，就被扔到大海里喂鱼了。政府多支付了监督费用，却照样达不到预期目的。一位英国议员认为是那些私人船主钻了制度的空子，而制度的缺陷就在于政府给船主的报酬是以上船人数来计算的，他提出政府应以到澳洲上岸的人数为准计算船主的报酬。这样一来，问题迎刃而解，船主不仅不再虐待犯人，甚至主动请医生跟船，尽可能地让船上的每一个人都能顺利地到达澳洲，因为在澳洲上岸一个人就意味着一份收入。此后，船上的死亡率降到了百分之一以下。这就是人类历史上关于制度建设的比较著名的例证。

　　在安徽省太和县城南有一座大桥收费站，对所有过往小轿车都按10元钱收费，而阜阳市的出租车到达太和的费用仅40元，而把乘客送到太和县城一去一回，就要多收20元的过桥费，这样一来致使许多出租车想方设法绕过乡间小道，从老桥上过，以图节省20元的过桥费。后来交通部门就把老桥给堵上，但这样阜阳的出租车干脆就不过桥了，就把乘客送到收费站南侧，直接交给在那儿等候载人的当地黑车，乘客再付给黑车车主10块钱，黑车车主就大摇大摆地免费通过收费站，把乘客送到太和县城。同时，因为原来可以从老桥过往的车辆全部从新桥上过，加重了新桥的负荷，反倒使新桥桥面损坏，几乎成为危桥。为此，当地一位政协委员曾连续两年提出提案，希望收费站对阜阳去太和的出租车实行单向收费，即去太和过桥时收10元钱，在半个小时内返回的不再收费。这样不仅可以增加收费站的收入，方便乘客，还有利于改善政府形象，三全齐美，何乐而不为？但有关方面均以种种理由不予采纳。现在，除了乘客有特别紧急事情外，阜阳的出租车到太和几乎都不过桥，过桥的就从收费站外围的村子里绕行。更有甚者，在收费站附近的村庄里，却由老百姓自发地修路，让出租车绕道而行，每次收费一元，后来这一村收费，另一村效仿，在出租车绕行所经过的三个村庄里竟设了三个收费站，出租车觉得划不来，就有意见。据说，这三个村里的“人头”又召开了协调会议，三个村子轮流收，今天你收，明天他收，后天我收，利益均衡了，出租车又愿意走了。而在桥南等候载客的黑车也已成规模，少则几辆，多则十几辆，昼夜都有，而收费站却收不到阜阳出租车的钱。连老百姓都会自觉调整的制度，我们的政府却不会或者不屑调整，真不知道他们“代表”的是什么。

　　这就是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政府是干什么的？

　　有人认为，政府就是要发展经济。于是千方百计地去扶植某些企业，办开发区，人人上阵去招商引资，甚至以招商引资的数额去考评官员的政绩，有的政府还动员银行为一些濒临倒闭的企业贷款，不惜把自己的手指头给夹进去-为贷款提供担保。事实上，企业的经营政府是干涉不好的，而政府做担保，最后也很难承担责任，既而损害了政府形象。

　　当然，对于经济工作，政府还是有许多合理正当的事要做的，对于一个地方政府来说，应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增强本地区在税收、市场进入、教育、公共设施等方面的制度竞争力，为企业和个人从事经济活动、展开公平竞争创造一个良好的并尽可能合理的制度框架和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