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鉴定（Judicial expertise）一词中的“Judicial”，英文解释为“法庭的、法院的、评判的”。通常人们对“司法”一词的狭义理解，也专指法院的审判活动。例如“司法警察”特指“法警”：“司法认知”又称“审判上的认知”（见《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我认为，当前正在讨论的“司法鉴定”，应当是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中界定的概念，专指在诉讼过程中，由人民法院决定“指派或委托”专家进行的鉴定活动。凡是根据审理案件需要，向法庭提出申请、并由法庭决定启动的鉴定（涉及专业性很强的问题，需要聘请或指派专家利用专门知识与手段，进行检验、鉴别、评定的活动），包括对各种书证、物证、视听资料、人体损伤与机能、工程质量、会计资料等等的鉴定应属司法鉴定。

　　而刑事侦查机关在办案中所进行的刑事技术鉴定，是为了发现和固定证据资料而进行的鉴别活动，从狭义上讲同司法鉴定不同。在有的国家——如日本——把刑事技术鉴定称为“鉴别”或“鉴识”。“所谓鉴别，是指侦查机关进行的识别鉴定而言，与法院下命令的正式鉴定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鉴别是一种侦查手段，它的主要目的是应用自然科学法则来发现和保全关于犯罪人和犯罪行为（包括犯罪结果）的证据资料。”“鉴定制度是以法院为主体，犯罪鉴别是以侦查机关为主体”。[注：引自《刑事鉴定的理论与实践》日本上野正吉等编著，徐益初等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9月]）侦查机关内设的技术鉴定部门所做各类技术鉴定，在提交法庭成为诉讼证据前，是依据诉讼制度规定的举证责任，为提起诉讼收集、鉴别、认定证据的活动，确切地说这是侦查机关的侦查措施之一；只有在将这些鉴定提交法庭，并经法官确认后，从广义的解释上等同司法鉴定。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把公安机关的鉴定明确地列入侦查措施中：《刑事诉讼法》第二篇第二章“侦查”总共10节，包括：“一般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侦查终结”、“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很明确，侦查措施中包括鉴定。

　　所以，我认为司法鉴定改革，应当是指狭义的司法鉴定，即在案件审理中，由法院根据当事人请求或查明案件的需要而决定启动的鉴定活动。

　　三、我对司法鉴定规范管理的意见

　　世界各国的司法鉴定制度并不一样。现在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三类：①当事人主义，也称鉴定人主义，司法机关认可某些鉴定人，列入“鉴定专家名册”，根据法院的指定或当事人双方认可委托进行鉴定活动；（如英法等国）②职权主义，也称鉴定权主义，授权于专门的鉴定机关，其他机构和个人无权鉴定，除非由司法机关委托或指定；（如俄罗斯）③结合主义，鉴定人主义与鉴定权主义兼而用之。我认为，我国不可机械套用，应当结合我国历史、现状和诉讼制度，实行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

　　确定我国司法鉴定改革方向的基本原则应当立足于中国国情，考虑当前的诉讼制度和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做到公正、高效、有利于维护法律秩序。

　　我认为：

　　1、法院大一统的想法首先应当淘汰。因为法院是裁判机关，客观公正地审核控辩双方提交的各种证据、决定是否采信，是法院的职权。如果法院自己做起了鉴定，作为证据的鉴定结论由己所出，显失公正，与国家诉讼制度相悖；倘若一切鉴定都由法院指定机构和人员去做鉴定，也易产生作弊之嫌，使法院卷入诉讼纷争，失去权威性。不到万不得已，法院不可介入鉴定具体事务，只能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决定是否进行鉴定；至于鉴定机构和人员的选择，首先由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可由法院建议或当事人双方同意由法院指定。北京市各级法院推行司法鉴定人名册制度，实行审鉴分立，并建立司法鉴定委托管理机构，专门负责本院对外委托和组织鉴定、评估、审计、拍卖等工作，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同法院的公正地位相称的。至于有人提出，法院内设司法鉴定机构同审判机构分离，实行两条线管理，不会发生“审鉴一体”的问题；然而，法院本身就是国家审判机关，同审判分离、不相干的业务和机构又为什麽非要设在法院内部不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