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法系主要国家也引进了法官释明权制度。在采取当事人主义、法官必须严格被动地恪守司法中立原则的英美法系国家，原本是不应当出现法官干预当事人诉讼现象的。但长期的审判实践使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和学者都认识到，绝对的、不掺任何干预的当事人主义会带来“诉讼冗长和浪费司法资源”、“过分注重形式而忽略实体正义”等问题。由于诉讼程序的不断改革，英美法系主要国家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在诉讼过程中强化了法官的程序管理和控制职能。这些国家的法官释明权主要体现在审前程序。如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法规则》第16条第3款规定：在审前会议中，法院可以采取相应的行为商议下列问题：（1）争点的明确和简化，包括无根据的请求或答辩的排除；（2）补正诉答书状的必要性与妥当性等，即在审前程序中，法官可以通过一定的行为控制程序。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释明权是当事人主义的一种例外，也可以说是对其的恰当补充，目的在于减少当事人辩论主义之弊端，发挥法官主持审判之作用。可见，英美法系国家法官释明权制度的价值取向侧重于提高司法效率。

    围绕法官释明权的法律性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存在诸多观点：一是权利论。在德国早期，法官释明被认为是一种权利，因此出现了“释明权”术语，现在也有学者认为释明权是法官的诉讼指挥权 .二是义务论。有学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法官释明权使用了“应当”一词，即法官“必须”为说明和告知行为。因而从实质意义上说，释明是法官的义务 .三是权利兼义务论。这是目前最广泛的观点。大多数学者都赞成释明既是法官的权利，又是法官的义务。即从法院职权的角度来看，释明是法官干预诉讼的权利；从保护当事人诉讼法利益的角度来看，释明又是法官的义务。四是转化论。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认为，法官释明在某一程度内是义务，在该程序之上就转化为权利，而再超过一定限度，将变成违法（违反辩论原则）。 五是权力兼权利、义务论。有学者认为，法官的阐明既是权力、又是职责，既是权利、又是义务，法官不能也无权随意放弃，违反职责或不作为都可能导致上诉时的审查和校正 .当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都逐渐偏重法官义务，强调法官应当为适度的释明行为，以保护当事人诉讼利益和提高司法效率。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即释明权即是法官的权利又是法官的义务，但准确来说，应当是法官的职权。因为权利一般具有私权性质，而法官释明权属于国家司法公权且由国家法律赋予，它与国家行政职权类似。法官自己是没有权力放弃、变更和处分释明权的，否则就是失职或渎职且应当承担发回重审、再审改判、错案追究等相应的法律后果。从不同角度分析，法官释明权的行使范围包括审前阶段、庭审阶段、二审阶段和再审阶段等民事诉讼程序的各个不同环节，审前阶段要求围绕举证及法律后果进行释明、或就争议焦点进行举证等问题释明；庭审阶段要求围绕提出或变更诉讼请求、质证或辩论中主张观点等问题进行释明；二审阶段要求围绕上诉请求、新证据的提出等问题进行释明；再审阶段要求围绕申诉请求、新证据的提出等问题进行释明。释明方式包括书面或口头方式的发问、告知、说明和提醒等；释明内容包括对当事人举证的释明、对法律概念的释明、对当事人诉讼请求的释明、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的释明、除去不当行为的释明等，这些均属于法官在审判民事案件过程中应当履行、而不能过度履行、怠于履行或放弃履行的职责。可见，释明权是法官代表国家行使的对诉讼程序的指挥和控制权，它即是代表国家行使的审判权，也是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法定义务。与国家利益密切联系的是提高司法效率，与当事人利益密切联系的是促进诉讼权利平等，两种利益平衡所体现的是司法活动的社会效益，为法官从事审判活动的一项法定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