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行政案件事实认定方法

　　证明标准是法官据此确信案件事实得到证明的自由心证规则。我国三大诉讼因各自解决的社会纠纷类型不同，所以其证明标准也有所差别。有观点认为，行政案件的证明标准应高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低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即在行政案件的事实认定中，应建立以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为原则，以优势和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为补充的符合行政诉讼特点的证明标准。[2]笔者认为该观点在审判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对涉及财产权或人身权争议的行政裁决案件应适用优势证明标准，因为在性质上这类案件属于经过行政机关处理的民事案件；对拘留、责令停产停业、吊销执照等限制人身自由或依听证程序做出的其他行政案件，有些行政行为涉及的个人权益相当于刑事诉讼的指控对其产生的影响，意义重大，所以对行政机关应有更高的证明要求，以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为宜。通过使法官遵循明确的证明标准，准确衡量案件事实是否已得到证明，提高行政案件事实认定的质量，保障行政裁判的一致性与严肃性。

　　另外，对在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立法及实践中，存在合法性审查与当事人诉讼请求相背离的现象，甚至产生旧案未了、又生新案的情况，这直接影响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人民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范围，“应以诉讼请求为基础但又不囿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影响原告合法权益相关联的方面和公共利益为外延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并根据诉讼请求和审查范围，适当选择裁判方式。”[3]

　　三、法律适用的方法

　　法律适用是法官将抽象的一般的法律规定适用于具体案件中的活动。审判实践中关于法律适用存在的突出问题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法律关系认定不清，特别是当案件中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时，法官对核心法律关系与关联法律关系之间的联系认识不清，常导致审非所诉、判非所诉。二是同案不同判，相同或类似案件类似处理，是法律公平原则对司法的基本要求。2但是，目前严重影响人民法院公信力的因素之一就是“同案不同判”问题。此类现象存在的原因在于：一是法律适用不统一，同样情况不能得到同样的处理；二是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发展不平衡，法官运用法理、适用法律所站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侧重点、裁判案件的方式不同；三是法律相对滞后而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变大；四是法律规范之间、法律规范与司法解释之间相冲突，导致法律适用不明确；五是未发挥典型案例的指导作用；六是对裁判方法以及法律方法的研究比较薄弱，在法律存在漏洞或相冲突的情况下，法官因其对法律精神的理解以及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往往会做出差异比较大的判决。

　　如何确定法律适用的裁判思维方法，并没有固定的、公式化的遵循模式。根据我国法官遵循成文法的思维习惯，应视具体案件采用不同的方法或综合运用适用法律的方法。

　　（一）法律解释的方法问题

　　法官认定案件事实以后，就需适用法律，而这个过程就是法官理解、解释、适用法律的过程。只有正确地理解了法律的真实含义，才能正确地加以适用。梁慧星教授将法律解释方法归为四类十种方法，四个类型是文义解释、论理解释、比较法解释和社会学解释，其中的论理解释包括七种方法：体系解释、立法解释、扩张解释、限缩解释、当然解释、目的解释和合宪解释。[4]法律推理的三段论要求，判决结论的正确性是由逻辑大前提——法律适用的正确性所决定的，所以，进行法律解释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找到法律规则并正确地适用于具体案件，即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以后，找到了相应的法律规范并按该规范的构成要件、适用范围、法律效果进行解释运用。

　　2、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

　　审判实践中，许多案件事实与法律之间有一定的差距，或者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者没有法律规定，法官无法通过上述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予以适用。而“法官不能以法律没有规定而拒绝裁判，”所以只能依据立法目的对之进行补充。在学理上，法律漏洞的补充主要有以下方法：类推适用、目的性扩张、目的性限缩、反对解释、比较法方法，法官直接创设法律规则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