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张馨：《法治化：政府行为。财政行为。预算行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4期。

　　[24] 贺卫方：《人大审查财政预算的意义》，《南方周末》2003年1月16日。另见，《税收奠定宪政基础》，法律思想网，//law-thinker.com/detail.asp？id=1547.

　　[25] 美国法学家凯斯。L.孙斯坦把“立宪时机”看成一种隐喻，意味着大变革而不仅仅是针对宪法的技术性修改。并不是一个标准，用来判断国家是否经历了一个立法时机。参见，凯斯。L.孙斯坦：《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金朝武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470-519页；有关立宪时机的观点，另参见，Bruce A. Ackerman，We the People，vol 1，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6] [美]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邓正来译，三联书1997年，第9页。

　　[27] 该观点认为，政府主导型的法制现代化蒋立山中国正全力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社会迈进，法制现代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参见，蒋立山：《论政府主导型的法制现代化》，载《法学杂志》1995年03期。

　　[28] 参见，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255-258页。

　　[29] 司法机构的财政预算的独立安排至少有三个结果，第一，不受行政机构的控制；第二，免受议会辩论的影响，当“文官预算”提出时，议会不能像辩论其它大部分文官的管理行为那样辩论法官的管理行为；第三，推动了法官的职业独立，法官的免受追诉制度得以确立。参见，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68-169页。

　　[30]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

　　[31] 在世界范围内，英国的议会制度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比较接近的。不过，英国的近代议会制度开始与它与斯图亚特王朝的战争，并把一个国王送上断头台后确立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后，作为一种政治合法性的制度加以确立的。作为一个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和其他国家机构是并列的，其地位甚至低于其它机构。

　　[32] 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33] 顾昂然：《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二十八讲，2002年08月29日。

　　[34] 胡锦涛：《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 2002年12月05日第一版

　　[35]  长期以来，国家岁入的绝大部分是靠国有企业的利税支撑的，给国人的错觉是“国家自己在养活自己”。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国有企业逐步市场化，以及其它一些原因，国家的财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为了加强财力，国家从80年代起就开始了财政和税制改革，一直持续到今天。其中，流转税的改革、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过渡和个人所得税在岁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使国人逐渐认识到是“人民在养活国家”，而不是相反。财政权成为理解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关系的钥匙。

　　[36] 王绍光、胡鞍钢：《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

　　[37] 王绍光：《分权的底限》，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年。

　　[38]  财政联邦主义是研究财政分权与集权的公共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财政联邦主义仅研究宪法结构和政府组织真正实行联邦制的国家财政分权。关于财政联邦主义和地方财政，参见，Charles Tiebout，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Octomber 1956，64（5）， pp416-424，Yingyi Qian and Gerald Roland，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88，No.5，December 1988，pp.1143-1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