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岸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宪法的此岸世界同样令人眼花缭乱。如果我们把法律理解为对世界的一种阐释方法，不同的人们必然会有不同的阐释体系。当然，任何阐释都是有前见的阐释，对宪法现象阐释的前见就是有限政府的理念和基本人权的理论。政府为什么必须是有限的？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基本人权？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能是：人权就是人权，恰如上帝就是上帝。宪法的彼岸世界我们无法用科学主义的方法去研究。

　　既然我们无法用科学主义的方法研究彼岸世界，宪法的彼岸世界可否从我们视野中消失？或者一概称之为迷信？如果宪法的彼岸世界某一天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我们将宪法彼岸世界生发的有限政府理念和基本人权理论抛诸脑后，我们用什么评价此岸世界的宪法制度安排？用什么评价宪法的正当性？法律就是主权者的命令，宪法就是主权者的总命令。这样推演的结果：宪法是权力的婢女。如果我们坚持这样的宪法学理论，宪法学就会沦为权力的附庸，最终丧失对权力起码的批判能力。如果说，宪法的彼岸世界过于玄妙，实务部门甚至法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学者只能关注宪法的此岸世界的话，那么，法学的研究、特别是宪法学的研究则不能不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彼岸世界。“从学科分类上看，法的概念可以是出自法学，也可以是出自社会学和人类学。通常，前者更多是对于法的本质所作的哲学思考，后者却只是对于法律现象进行的经验描述。大体上可以说，‘应然’的法律的概念是法学的特殊贡献，‘实然’的法的概念则主要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产物。”[29]

　　将宪法的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理论应用在方法论的层面，我们会发现：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庞德概括的多种法律解释路径之所以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律的多个世界存在所决定的。实际上，任何一种单一的解释进路，任何单一的研究方法都会阉割法律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庞德归纳的法律解释方法我们可以在宪法的解释中应用。从这个角度看，童先生的研究方法和赵先生的研究方法都会肢解宪法的整个视域。童之伟先生用的分解、相加、再还原的方法是典型的科学主义的产品，而科学主义的方法只能用于研究宪法的此岸世界。康德认为通过经验的知识是有限的，分析在认识领域的功能非常有限，因此，“理性之一切理论的学问皆包含有先天的综合判断而以之为原理。”[30]赵世义先生的研究方法在否定科学主义研究方法在宪法学研究中应用的同时，将价值构造的方法推到极致，这同样会将宪法学的研究引入歧路——宪法学的研究和神学的研究有何区别？[31]经验给我们提供了知识的质料，“吾人所有之一切知识始于经验，此不容置疑者也。”[32]没有对于经验的分析，抽象的综合和价值构建是没有意义的。

　　就宪法的此岸世界而言，科学主义的方法的确大有用武之地。波斯纳的宪法经济学、法律的博弈论都可以采用，甚至边沁的苦乐计算法也可以变为数学模型推导出宪法的许多制度安排。童之伟先生的分解、相加、还原的方法同样可以适用于宪法的此岸世界。但将科学主义的方法推及宪法的彼岸世界，几乎无法在逻辑上一以贯之。以童先生的方法为例，如果我们把宪法看作是“分配法权并规范其运用行为”的法律形态，[33]是不是任何分配方案都正当？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必然是摈弃价值判断的研究方法，客观和价值中立是科学主义研究的基本立场，而宪法学的研究恰恰不能摈弃价值判断——宪法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部门法确立基本的价值底线。其实，童先生也承认：“在民主宪政条件下，一国的全部法权都是属于社会成员的，因而国家权力也理所当然是属于社会成员的。他们只是将全部法权中的一部分委托给国家机关行使，这部分法权就转化为国家权力。”[34]这个价值前设就无法用科学主义的方法推导出来。

　　构造的方法可以适用于宪法的彼岸世界，这种方法提供了宪法的基本价值预设。但价值的方法同样不能推及宪法的此岸世界。价值的方法不顾及此岸世界的差异，其价值观是普适的。如果不研究普适性价值的实现机制，不观察普适性价值实现的差序格局，宪法就无法解决芸芸众生的苦难。将宪法的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理论用于观察中国的法治进路，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法治的普适性价值和法治的本土资源理论都有用武之地。关于法治的普适性价值是宪法的彼岸世界生发的，我们无法追问为什么。我们可以追问的是：我们怎么样实现法治的普适性价值。在实现法治的普适性价值进程中，本土资源我们无法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