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研究中的“折衷”经常被人鄙夷，往往被指责为“什么都没说”，“剑走偏锋”式的片面一般被称作得出“深刻结论”的不二法门。令我们无奈地是，我们的结论只能是折衷的。就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就中国的法治资源而言，我们的结论几乎是“无可无不可”。没有不能运用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适用于宪法的不同世界。普适性的法治价值和中国的本土资源都可以为中国的法治进程出力，普适性的法治价值来源于宪法的彼岸世界，中国的本土资源来源于宪法的此岸世界。

　　注释：

　　[1]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等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以下。

　　[2] [英]赫？乔？韦尔斯（H.G.Wells）：《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吴文藻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9页。

　　[3] Cornelius Van Til ，The Defense of the Faith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Co. ，1967， p.16. 这是《迦克敦信经》所界定的基督神人二性的教义。

　　[4] Rousas John Rushdoony ，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Order， p.53.转引自王志勇：《浅释加尔文论公民政府》，2003年3月10日在公法评论网上搜索。

　　[5] 《圣经》罗马书：13

　　[6] Brian Tierney ， The Grisis of Church and State ，1050_1300， with Selected Documents.转引自[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张志铭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7] 当然，国家权力边界的划定决非单单依靠基督教。国家权力的边界至少有两条线：一条是属人的世界与属灵的世界，世俗国家不能干涉精神领域的自由；另一条是市场的边界，凡是市场能够调节好的，国家也不能介入。基督教在第一个方面清晰第划定了国家权力的边界。

　　[8] [德]马丁？路德：《基督徒的自由》，2003年3月23日在公法评论网上搜索。 .com

　　[9] 《马太福音》22：21.基本人权体系中，精神领域最重要的人权应该是宗教信仰自由，物质领域最重要的人权形态应该是财产权。前者参见[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等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后者参见赵世义：

　　[10] 《罗马书》13：3

　　[11] [德]马丁？路德：《对世俗权力服从的限度》，2003年3月23日在公法评论网上搜索。 .com

　　[12] [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张志铭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页。

　　[13] [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14] [意]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0页。

　　[15] [意]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1页。

　　[16] [意]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1页。

　　[17] 《使徒行传》5：29

　　[18] [意]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1页。

　　[19] 何光沪：《马丁？路德的遗产》，《读书》2003年第3期。

　　[20] [古罗马]西塞罗：《国家篇  法律篇》，沈叔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4页。

　　[21] Tony Burns， Nature Law and Political Ideology in the Philosophy of Hegel.pp.16，20.Avebury Publishing Ltd，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