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可悲的是党的八大提出的这些正确方针、政策和主张之后，没有以法律的形式作以保障，缺乏客观的有效的法治载体，因而，很快被人为地任意界定或解释其含义，使其名存实亡，特别是党内缺乏民主，“一人说了算”的人治现象严重，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使国家和人民蒙受了十年灾难。

　　因此，倡导法治，反对人治，坚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客观需要。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要依法控制和规范国家权力的运作，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强化社会主义法治，防止“人治”的必然选择。因为，权力一旦凌驾于法律之上或者超越于法律制约，就必然导致专断和腐败。

　　第二，要建设政治文明，就必须坚持依法制约权力，保障权利，警惕国家各级领导人变成特殊阶层。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刘少奇同志在分析了匈牙利事件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要警惕国家领导人变成特殊阶层，变成新贵族。毛泽东同志也语重心长地说：“要特别警惕十七级以上干部的变化”。⒀

　　不幸的是，我们党和国家尽管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努力，但这一方面存在的问题，仍然令人担忧。

　　改革开放，使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心扉。新鲜空气和苍蝇蚊子一起涌入国门。一些人利欲熏心，不能自持。他们因贪欲膨胀而丧失党性、国格和人格，贪权、贪财、贪名、贪色、贪赃枉法。其中收受贿赂者有之，巧取豪夺者有之，卖官鬻爵者有之，执法犯法者有之，草菅人命者有之，沉湎酒色者有之，渎职作假者有之，想过把瘾就死者有之。有些腐败分子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发展成为了“用权换钱，用钱买权”的掌权术，“一切向钱看”成了他们“奋斗”的“目标”，勤“捞”致富成了他们“革命”的准则。于是贪官污吏们导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丑剧。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从全国来看，1979年立案数仅为703件，到了1982年上升到2.95万件，1986年又上升到4.96万件，1989年升到5.89万件。到了90年代初，每年则以6位数剧增，从1993年至1997年的5年间，全国各级纪检机关共立案73.1万多件，结案67万多件，处分66.93万多人，其中县处级干部2万余人，地厅级干部1670余人，省部级领导178人，为国家换回经济损失259亿多元。⒁

　　据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的统计，每年因政治体制的弊端造成的腐败，导致的经济损失有8000～12000亿元人民币。⒂腐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危害是非常之大的，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历代王朝的覆灭都是同腐败分不开的。”有位香港人士评论说：“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毁掉中国大陆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话，那就是腐败。”⒃

　　以上这林林总总的腐败现象，其实质都是权力滥用，即权力腐败。权力腐败问题根治的根本途径，唯有法治，舍此别无良策。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的要求，改革现行的行政执法体制。在我国，80％的法律、90％的地方性法规和全部的行政法规、规章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推进依法治国，关键是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和制约，坚持和实行依法行政。

　　我国现行的行政执法体制分析起来，存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严重弊端：其一是行政执法权横向配置不合理，执法权过于分散，造成行政执法机构过多、过散、过滥，“大盖帽”满天飞。据统计，有的直辖市执法队伍就有142支，某省会市就有207支，多数市级执法队伍都在100支左右。⒄职能交叉、互相扯皮，争夺利益，瓜分“地盘”。二是执法权趋利化。许多行政执法部门，把法律赋予的权力，当成了谋取“私利”，中饱私囊的手段，造成执法行为与执法要求的严重背离，成为执法腐败的一个重要的体制原因。其三是执法权缺乏必要的制约，不少执法机关自己设定权力，自己制定规矩，自己执行，使权力失控，以权谋私，为非作歹，肆意侵害公民的私权利；其四是执法成本高，效率低，导致国家财政支出过大，纳税人不堪重负。据有关媒体报道，西部某省的一个国家贫困县的乡镇政府就有80多名“吃皇粮”的国家公职人员。这一些人整天的工作就是向老百姓“催粮催款”，“吹胡子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