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月，鉴于“一些地方陆续发生了严重的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案件”，地方检察机关“错误地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加以使用，最终酿成冤案，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再次要求各级检察机关“严格贯彻执行有关法律关于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9月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强调“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第61条）

　　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其司法解释中要求检察机关不得将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起诉的依据，但这充其量属于检察机关对于侦查机关在收集证据方面提出的要求，属于检察机关为确保指控的成功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当然，在中国制度背景下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可能也将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作为其对侦查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一种方式。不过，作为检控方的检察机关，承担着提起公诉、支持公诉从而使有罪者受到法律惩治的使命。如果侦查机关移交而来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证据，尽管是侦查人员采取非法手段获取的，但它们却被视为“客观真实的”，并且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那么，检察机关在“排除”这些非法证据方面，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动力，不能不让人心生疑问。很显然，作为一种基本的制度逻辑，检察机关不可能一贯地将侦查机关提交的非法证据加以排除，因为这种证据尽管为非法证据，却都是有利于公诉而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另一方面，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检察机关因为侦查人员采用非法方法获取证据而因此将证据排除于起诉证据之外，这种情况还属于极为罕见的。一般来说，只要侦查人员提交的证据有助于检察机关支持公诉，后者总会将该证据加以采纳，并提出于法庭之上，以促使其转化为法庭定案的根据。当然，实践中也有检察机关追究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罪的案例。不过，那种情况的发生往往是因为案件被发现属于冤假错案，而冤案的发生恰恰是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行为造成的。于是，伴随着真正的犯罪者被判罪，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也得到揭露，有关的侦查人员也受到相应的惩治。而一旦案件没有被发现属于冤案，那么，那些以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就不可能被检察机关拒诉，而追究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罪就更不可能了。①

　　很显然，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并没有确立真正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相比，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作出了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使得法院在排除非法证据于判决根据之外，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应当说，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解释是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一大突破。因为刑事诉讼法只是以禁止性规范的形式要求侦查人员不得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而并没有就排除非法证据的问题作出任何明确的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则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变得明确化和具体化了。

　　具体分析起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所确立的排除规则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明确了“非法证据”的性质。在这一“解释”中，非法证据被解释为以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也就是通过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2）界定了“非法证据”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所要排除的不是任何形式的“非法证据”，而是通过上述非法方法获取的言辞证据，也就是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这三种证据。（3）确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后果。该“解释”要求各级法院对于上述“非法证据”，一律不得采纳为定案的根据。也就是说，无论这些非法证据本身是否具有“客观性”、“关联性”，也无论它们是否有助于法庭认定案件事实，法院都要否定其可采性。换言之，这些证据之所以被排除于法庭之外，不是因为它们不具有证明力，而是因为它们不具有证据资格或证据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