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执法中的“利已”、“实用”的思想观念。由于受到本位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有些公安执法部门和民警在执法中采取利已的、实用的态度。在执法过程中争权夺利、取利弃责。“为我所用”、“各取所需”地执法法律和抵制法律的执行；有的民警对法律法规理解不深不透，一知半解，在执法活动中不能正确区别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罪与非罪的界限，将刑事与民事、刑事与治安案件混淆起来；有的执法规范化意识不强，凭自己工作经验和行为习惯办事，任意解释法条，滥用法律手段；有的则因为缺乏应有的执法水平和执法技能，在行政执法中心中无数，底气不足，怕当被告、怕出庭、怕败诉，主观不尽职责，消极对待，能推则推或不敢坚持执法原则，迁就当事人，以求息事宁人；有的执法中服从领导意志多于服从法律精神，维护领导权威多于维护法制权威。唯领导批示、上级意志，就是不见唯法律意志；有的则利用现行法律体制的立法滞后、不规范、操作不具体等不足和法律的空白地带，滥用、甚至恶用执法权力。在办案初始，受人之托，在调查取证上作手脚，该审不审，应问不问，当取不取，故意留有一手，埋下伏笔。把案情搅乱，为日后疑犯翻供，留下口实，法庭定罪，设置障碍。欲纵故擒，暗渡陈仓；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不是根据合理和公正的原则，而是随心所欲，凭个人好恶进行收费、处罚，实现不正当的目的；在法定时限内，对实行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明知刑拘的条件已经消失了，当事人不求上门，不给好处，也非得等到了30天期满才释放，有的还是不情愿地又给当事人留个尾巴-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有的一方面违背“法不禁止即自由”（即对于公民而言，法律未加限制、禁止的事公民都有权利去做）的公理性宪法原则，对公民在宪法成文款之外的权利予以干涉，甚至侵犯。另一方面无视“法无规定皆禁止”（即无法律根据，政府没有行使某项权力的权利）的原则约束，滥用职权。

　　二、端正执法思想，提高执法品质

　　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必须端正执法思想，创新执法理念，提高执法品质。

　　1、端正执法思想必须树立宪法至上的意识。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其他法律的立法依据，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宪法的基本功能是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的职责与权力等方面内容。自由是一切公民权利的出发点，从自由沛生的一切公民权利是宪法保障的基本归宿，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的终极目的，不过是体现国家主人即人民的自由而已。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关于推进依法治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的要求，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依法治国首先应该是依宪治国，依宪行政、依宪执法是依法治国的灵魂和精髓所在。因此，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要牢固树立宪法意识，确立宪法至上的观念，遵守宪法的各项原则和规定，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权威。在行使行政权力、执法权力、管理行政事务以及组织行政、执法工作时，必须依照宪法的条文和精神来办，在执法中体现宪法的精神，树立人性化的执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执法权力的任意侵犯，防止随意限制、剥夺公民权利的违宪现象的发生。

　　2、端正执法思想必须树立权利至上的意识。

　　《人民警察法》规定，公安机关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安机关作为依法行使国家赋予权力的的行政机关，不仅肩负保卫国家安全，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任务，还肩负着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等“私权”的任务。公安机关行政和执法的过程，实际上是维护国家“公权”与公民的“私权”的过程。宪法确立的主权在民的原则，集中地表达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归属于人民，来源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的政治理念，它强调国家权力的有限操作性和公民权利的有限妨害性，它对公民权利的明确而正当的宣示，即意味着对传统“人治”权力毫不客气的限制。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要树立权利至上的意识，辩证地认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即公民权利是目的，国家权力是手段，国家权力存在的全部理由在于对公民权利实施有效保障。宪法调整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终极目的，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决不能只强调国家公利益而轻视、散置、削弱公民私利益，为了维护“公权”而损害“私权”，更不能以维护“公权”为理由，滥用权力，对公民权利肆意侵犯，或不尽维护“私权”的职责，对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视若无睹、充耳不闻，逃避、推卸、减轻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