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的一个分支，即“有限公定力”之说，看起来更能与自由民主论相契合。因为，通过把“无效行政行为”排除在合法有效推定所适用的范围之外，通过允许个体基于理智和良知对此类行为的不服从和抵抗，“有限公定力”之说实质上与自由民主论尊重个体基本权利的立场是一致的，并且至少于理论上建构出个体在行政领域行使良知自由的空间。[10]虽然依照该说，个体对无效行政行为的不服从和抵抗是否恰当，仍然要通过国家有权机关的确认，但这也正是在赋予个体直接违抗无效行政行为的权利的同时，对民主国家安定秩序的再一次考虑，是对“个体权利基础上的安定秩序”的又一反映。确实，由于个体对行政行为无效性的判断会冒不被追认的风险，所以，该说的支持者奉劝公众慎用不服从和抵抗权利。然而，勿庸置疑，权利不能因为很少应用而被彻底否认。

　　三、妨害公务：技术规范的分析

　　从价值规范的角度，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及其所诠释的“不能抗拒国家公务行为，否则将招致不利制裁”的制度，在民主国家可以获得正当性。然而，以如此简单语言表述的，与其说是制度，不如说是制度的原则。为实现制度的原则及其内在的价值，仍然需要通过细致、复杂的技术规范。

　　公定力理论的支持者认为，直接违抗推定有效的行政行为，可能会被定性为“妨害公务”的违法乃至犯罪行为，即便推定有效的行政行为实质上是违法的。而质疑公定力理论的学者则以“妨害公务罪之成立必须以公务人员的职务行为合法为要件”，驳斥“完全公定力”之说不顾违法行政行为的轻重程度，会导致 “对无效行政行为也将以妨害公务罪处置”的、否定人民抵抗暴政的宪法权利的谬论。[11]尽管“有限公定力”之说可以回应这样的驳斥，但“妨害公务以职务行为合法为要件”的论点，在表面上看起来，甚至也否定了“有限公定力”之说。因为，如果从字面去理解该论点，那么，但凡职务行为确实违法，就不存在妨害公务的情形了，“有限公定力”之说所主张的一般违法行为仍具推定有效性、直接抗拒此类行为有可能构成妨害公务的观点，也就难以成立了。进而，“人人皆可直接抗拒国家公务行为，只要该公务行为确实违法”，可以合乎逻辑地被视为上述论点的隐含之意。民主国家安定秩序的价值，似乎岌岌可危？

　　因此，为澄清个中的疑惑，判断符合价值规范的公定力理论（更准确地说是有限公定力理论）是否有相应的技术规范予以支持，必需对何谓“妨害公务” 进行考察。在当前国内立法层面上，有关妨害公务的违法或犯罪行为的规定，一般都表现为“阻碍……依法……”的法律语言。[12]简约的措辞，涵义却并不像字面上显示的那么简单。刑法学界关于“妨害公务罪”构成要件的学说，反映出简约立法在适用方面的复杂性。鉴于一般的妨害公务违法行为和妨害公务罪之间，主要是违法情节或后果的严重程度不同，于其它构成要件上大体一致，[13]故回顾刑法学妨害公务罪构成要件学说，应有助于此处所涉问题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