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应该“微服私访”：

　　“本报北京讯　记者凌云、蒋兵、洪启旺报道：人大代表视察应”微服私访“-在昨天下午人大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仉振亮代表的建议一经提出，立即引来一片赞同之声。 ”（凌云、蒋兵、洪启旺，“仉振亮建议给人大代表发”视察证“搞微服私访”「13」 ）

　　诸如此类的报道不一而足。在当代，这种深藏在民众中的“微服私访情结”与又与执政党一贯倡导的“调查研究”紧密结合：在执政党的治理传统和意识形态中，“调查研究”不仅作为一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被提倡，更是领导机关和领导者长期践行的一种工作方式。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原因「14」 ，开展“调查研究”的真正功能性考虑，按照笔者的推测，也许是很快就在根据地承担起执政功能的执政党，很快就意识到信息截流的存在及其对政权的腐化和危害，决策机构和决策者本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此削减信息截流的不利影响，收集决策信息。这种战争期间留下的工作方式取得了意识形态上很大的合法性，在宣传上通常为勾画领导者“认真负责”、“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作风踏实”的形象所必需。私访增加私访者作为政府官员同样需要、甚至渴望的个人魅力，更为重要的，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下上述品质与作风构成一种对官员来说更为渴望的“政治资本”，这是私访者乐于私访的原因。领导乐意、群众欢迎，上下呼应，乐观其成，“微服私服”有了重视“调查研究”这一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支撑，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中继续走红，大行其道。对此也许有必要再以专文分析。而在我看来，它反映的是一个长期缺乏有效的制度化信息交流的政治治理传统下形成的特有的政治文化心理现象，除了对官僚弊病确有有限的解毒作用外，它因为迎合了中国人另一项积习深厚的政治心理传统-“清官、明君”心理，在没有有效的制度化公共信息交流渠道存在时，被动地等待被“访”成了被治理者的民众唯一的期盼。微服私访是民众在心目中构划“清官、明君”形象的最便捷有效的素材，因而它在当代依然拥有大量的“拥趸”和民众的“痴迷”，魅力不减。而作为决策者或监督者的上级在游刃有余的私访中除了满足为民作主的的自得心理外，这种“反求诸已”的个人化努力对化解制度化效果下的“信息黑洞效应”，其实效果寥寥。

　　微服私访是决策者试图超越官僚信息控制的个人努力。「15」 但由于微服私访的局限性，却注定了它的效果是失败的。其局限性首先在于：这是一种决策者个人的努力，因而必然受到决策者时间精力的限制，而官僚制下的“信息黑洞效应”则是一种制度化效应，换言之，信息的过滤、屏蔽和截流活动在官僚制下是一种常规现象，每时每该都在源源不断地发生。与君主的“势单力薄”相比，官僚集团却具有高强度的同质性和团结一致的协作性。以个人努力克服整个制度产生的整体效应，其失败是必然的。所以微服私访改善君主与官僚间信息不对称状况的效果是极其局限的。其次，由于上述的原因，微服私访所能了解真实社会信息的范围也只能是极其有限的。微服私访故事的代代相传，不就正好证明了微服私访活动的稀少和所到有限吗？所以老百姓只能把对它的热切期盼寄托在对前朝君主类似私访活动流风余韵的回忆和回味上。「16」 再次，它是单向度的。它仍然把民众视为治理的对象，而非治理的参与者和治理的主体。民众只是信息的载体而不是主体，他们只能被动地等待被“访”，不能主动地获取信息，更无法参与和影响决策。它们是权力的标的和使用对象，而非权力的使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