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法国的非立法性规则主要是指“内部行政措施”。它们原则上也不具有执行力，但内部行政措施内容复杂，法律效果不一。有些在实际上规定外界人员的法律地位，具有执行力量，有些则间接地对外界人员发生影响。例如，“通令”是行政长官关于某一法律和条例的解释或某项公务的实施办法所发的命令，一般情况下是内部行为。但行政法院没有从形式上来看待通令的效力，而是根据通令的内容将其分为解释性通令和条例性通令两类，前者属于内部行政措施，后者则与行政条例同效。换言之，行政法院认可了部分通令所具有的约束力。还有一种内部行政措施的形式是“指示”，它主要为行政裁量的行使提供具有指导性而非强制性的标准。行政机关一般会按照指示办事，以避免裁量的专断和前后不一致，但也保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灵活性。如果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为时适用了指示，行政法院既可以审查指示的合法性，也可以判断案件是否存在不应该适用指示的特殊情况。指示合法而又不存在不予适用的特殊情况的，行政法院会支持依照指示作出的具体行为。如果行政机关没有适用指示，行政法院可以审查不适用是否有合理的理由。没有理由或理由不成立的，行政法院可以将具体行为视为越权行为而撤销之。所以，指示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行政条例的效力，得到行政法院的尊重。[36]

　　立法性规则有约束力、非立法性规则仅有说服力的区分，在美国也不是绝对的。一则，由于从“司法尊重”（judicial deference）角度来谈论法院对行政规则的审查，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趋势，所以，立法性规则和非立法性规则对司法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司法尊重的强弱程度不同，两者之间难有截然的分水岭。二则，虽然最高法院通过一些案件的判决，在立法性规则和非立法性规则之间划了一道明确的界线，但是下级法院并不总是在认定规则效力之前进行细致的分类。有的时候，下级法院完全越过分类这一步骤：如果规则看上去与法律目的一致，法院就会支持；如果规则看上去与法律目的不一致，法院就会置之不理。有时下级法院对待某个立法性规则就如同非立法性规则一般，有时则把某个非立法性规则看成像立法性规则一样有约束力。[37]

　　原则与例外之间的张力。尽管泾渭有混合之处，但前述国家依然坚持对两种行政规则进行界分的原则。这种原则与例外之间的张力，实际上是行政规则广泛存在必要性和控制行政规则必要性之间持续张力的外在表现之一。治理国家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一面，要求行政规则如报纸一般每天从行政机关这个巨大的印刷厂里被制造出来，以弥补享有民主合法性的议会所定法律之不足，使行政国家的管制与服务之手得以有效、合理且充分的应用；而治理国家的反集权主义、规范主义一面，秉持近代以来对集权统治（尤其是行政集权）警戒的政治理念，总是试图对如雪片般飞舞的行政规则进行一定的控制，避免行政机关因为拥有过分的规则制定权而成为新的“利维坦”怪兽。

　　由是，才在制度的技术层面，对行政规则群进行类型化处理。一方面，通过“宪法合法化原理”或“授权合法化原理”，承认部分行政规则为法源或立法性规则，并要求法院在这些规则不违背宪法、法律或上阶位行政规则的前提下适用之。此类行政规则对司法的约束力之理据，在于它们因宪法依据或授权依据而具备了合法性、获得了法律规范的属性。另一方面，对于其他行政规则，则交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结合考虑各种因素，裁量其是否应当得到尊重和适用。原则上，法院可以以自己对法律或立法性规则的理解，取代非立法性规则中所表达的行政机关观点或立场。

　　但是，非立法性规则毕竟是大量的，对行政系统内部下级机关和公务员又具备固有的约束力，进而，借助实施过程这一中介，对私人形成事实上的约束力。所以，法院不可能经常性地对这些规则视而不见。出于对拥有相当行政管理经验、平日里面对纷繁复杂之社会现实而更了解管制或服务之需的行政官员的尊重，有时也是出于对因事实约束力而遵守这些规则的私人的保护，法院会更多地在认真考虑之后，认可非立法性规则作为裁判具体问题的依据，甚或直接承认它们中的一部分与立法性规则一样对司法具有约束力。更何况，任何分类总会在边际地方出现模糊疑难的问题，加上其它现实因素的掣肘（如人的惰性和法官工作量的与日俱增[38]），法院可能不会费尽心思地进行分类，也可能会在分类的努力中混淆了应有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