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证人的隔离规定

　　这次《规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于证人证言增加了诸多的规定，主要有：证人证言提供的形式要求（第13条）；证人证言的质证（第39条）；证人证言形成的前提条件（第41、42条）；证人证言形成的程序要求（第43、44、45、46条）；专家证人（第48条）；对于证人证言的认证（第56条第四项、第57条第8项、第63条第七项、第71条第一、二、三项）；对于证人的保护（第74、75、76、77条）。

　　其中与以往对于证人证言的规定一个重要的补充是第45条第2款的规定，“出庭做证的证人不得旁听案件的审理。法庭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但组织证人对质的除外。”在诉讼法理论上这被称做证人的隔离或排除，其涵义在于，“当证人为数人时，采取隔离询问制，为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所共认，即认为证人应分别加以询问，即未经询问的，不得在场。此项规定，其作用在使其证言臻于正确真实。”[15]虽然以往审判实践中也多是安排证人分别出庭作证，但这一规定长期以来为我国的诉讼立法所忽略，使得这一预防规则难以取得其制度上的基础。实际上这一规定对于该条第1款内容-即证人须如实做证-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原因在于，隔离证人使证人分别陈述有利于保障证言的真实性，证人之间尤其是相关证人之间在信息全面、对称的情况下，更容易隐瞒自己的真实信息，作出不全面甚或是虚假的陈述，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说明这一点。

　　在确定证人已经出庭的前提下，首先我们来分析证人可能的策略选择以及相应效用的影响因素。就证人的策略选择而言，可以有如实陈述和作伪证两种。根据《规定》第75条的规定，“证人、鉴定人作伪证的，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而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是，“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伪造、隐藏、毁灭证据的；”由此可见，证人作伪证的成本主要在于其作伪证被发现后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而这一点又于其被发现的几率密切相关，而证人作伪证的收益就在于通过其隐瞒予己方不利的证据，或者编造予对方不利的证据，从而提高己方的胜诉率。而证人如实陈述的成本主要在于，由于对双方的利弊都进行了如实的作证，相较于作伪证而言，可能的结果即是己方胜诉率的降低，但是证人愈是如实陈述，作伪证的成分也就愈少，承担作伪证责任的风险也就愈小。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基于一定事实上的假设即是，一方证人作伪证被发现的几率（或者说是作伪证的成本）与另一方证人的如实陈述程度有关，一方愈是如实陈述，另一方作伪证被发现的几率愈高，这种假设里隐含有可能是一个经验性的认识即，谎言在更多的事实面前更容易被戳穿。

　　然后我们就可以分析双方博弈的具体过程：如果证人同时作伪证、隐瞒不利于己方的事实真相，只是作有利于己的陈述，那么案件难以查明，证人的作伪证行为被发现的几率也比较小，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承担了较小的作伪证被发现的可能成本，但是也使得双方无法获得对方掌握的而有利于己方的一些证据，假定这种情况下双方的效用都是1；如果证人有一方如实陈述、另一方作伪证，在这种情况下，如实陈述一方没有作伪证的风险成本，假定其效用为2，而作伪证一方根据如上假设其被发现的几率变大，成本增加，假定此时效用为-1；如果证人都进行了如实的陈述，双方就最有可能真正依照事实的真相严格地适用法律，双方各得其所，都没有额外的收益或成本，双方的效用都为0.如此可得到如下策略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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