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政府，在洛克看来，只能消极的充当财产保护者的角色。因为“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8]如果国家和政府本身不具有保护所有物的权力，从而可以处罚这个社会中一切人的犯罪行为，就不成其为政治社会，也不能继续存在。

　　由上可见，在洛克的自然法学说中，财产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任何社会及其法律都必须为其提供保护，政治社会及其法律之所以获得其合法性存在，唯一的前提和基础也就在于此。

　　财产权虽然是一种自然和天赋的权利，但在自然状态下，上帝只是把地上的一切给人类所共有。那么这种“共有”是如何转化为私有的呢？正是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使洛克阐述了被后世称为经典的财产权劳动理论。

　　在洛克看来，人一出生即享有天赋权利，因而可以享用自然供应的以维持他们生存的一切物品，而土地和地上的一切，都是上帝给人们用来维持他们的生存和舒适生活的，土地上所有自然生产的果实和它所养活的畜类，既是自然自发地生产的，就都归人类所共有，而没有人对于这种处在自然状态中的东西原来就具有排斥其余人类的私人所有权。但是，这些既是给人类使用的，那就必然要通过某种拨归私用的方式，然后才能对于某一个人有所用处或好处。那么如何拨归私用呢？洛克认为，不是其他任何方式，而是劳动使人们对原来处于共有状态的一切拨归了私用，从而产生了私人所有权。他说：“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了他的劳动，在这上面掺加了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既然是由他来使这件东西脱离自然所安排给它的一般状态，那么在这方面就由他的劳动加上了一些东西，从而排斥了其他人的共同权利。因为，既然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那么对于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除他以外就没有人能够享有权利，至少在还留有足够多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所共有的情况下，事情就是如此”。[9]

　　以这种自然权利理论为前提，通过自然权利到身体所有权的转变，洛克进一步论证了劳动使人们获得私有财产的合理性。他说：“谁把橡树下拾得的橡实或树林的树上摘下的苹果果腹时，谁就确已把它们拨归自己用。……因此我要问，这些东西从什么时候开始是属于他的呢？是在他捡取它们的时候，还是在他吃的时候；还是他煮的时候，还是他把它们带回家的时候呢？很明显，如果最初的采集不使它们成为他的东西，其它的情形就更不可能了。劳动使它们同公共的东西有所区别，劳动在万物之母的自然所已完成的作业上面加上一些东西，这样，它们就成为他的私有的权利了。谁会说，因为他不曾得到全人类的同意使橡实或苹果成为他的所有物，他就对于这种拨归私用的东西不享有权利呢？……我们在以合约保持的共有关系中看到，那是从共有的东西中取出任何一部分并使它脱离自然所安置的状态，才开始有财产权利的；若不是这样，共有的东西就毫无用处了。而取出这一或那一部分，并不取决于一切共有人的明白同意。……我的劳动使它们脱离原来所处的共同状态，确定了我对于它们的财产权。”[10]

　　在第一个转变（自然权利到身体所有权）的基础上，通过劳动，洛克又完成了第二个转变，即从身体所有权到外界所有权的转变，从而使外界的万物都成为所有权的对象。在完成这个转变的同时，洛克也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他的财产权劳动理论的全部内涵：

　　1、上帝将天堂留给了自己，而将地上的一切赐给了全人类所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