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这种说法，黄友元从一名“受害人”，摇身成为违法行政的“间接受益人”。而这也成为日后法院判决生效后，塘沽分局拒绝履行法院判决义务的主要理由。

　　对于来自公安局的解释，黄友元的律师刘文提出强烈质疑：“不论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属实，都不是公安机关出面解决的事情。即便黄友元欠下巨额债务，也应由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公安部早就有通知，禁止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

　　1995年3月22日，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黄友元提起的行政诉讼。在此之前，黄也曾向天津当地法院状告塘沽公安分局，但两级法院均告知：“无法受理”。

　　株洲中院审理认为，塘沽公安分局违法行使职权，并于第二年3月7日作出判决：责令塘沽公安分局追回越权处理的原煤3.05万吨，到期不能追回，则按照每吨169元进价，赔偿经济损失合计500余万元。

　　这是一个在被告缺席情况下作出的判决。塘沽公安分局后来对外解释说：株洲中院未能按塘沽公安分局的要求，驳回黄友元的诉讼请求，塘沽分局“在协调未成的情况下，以不出庭、不应诉作为对法院不依法审判的表达方式”。

　　不应诉不执行背后

　　据透露，宋平顺曾指示“谁给赔钱，就撤谁的职”：“由于被执行人是公安机关这一特殊主体，我们不宜也不能采取强制执行手段”

　　但据记者调查，消极对抗并非塘沽公安分局的原意。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一位退休法官告诉记者：获悉案件受理以后，天津方面曾经组织人员，研讨湖南法院在此案中是否存在程序上的错误。天津高院的意见是：人家立案没有问题，该应诉还要应诉。之后，天津亦有人利用赴京开会的机会，游说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领导出面干预，但最高院行政庭并无任何表示。

　　这位老法官感叹：“塘沽分局没有应诉，从那一天起就已经输了。”

　　事实上，塘沽公安分局在案件开庭之前，已经做出由一名副局长带队前往株洲应诉的部署。“几个人分工明确，转天都要走了，突然接到市局命令，说不去了”。一位不愿具名的民警透露说。

　　当时的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正是2007年6月3日，以天津市政协主席之身自杀身亡的宋平顺。这名“文革”结束后首个自杀的正部级高官，被查明滥用手中权力，为情妇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面对500多万的巨额国家赔偿，宋平顺对案件执行进行了干预。据天津市高级法院的一位法官透露：法院判决后，宋平顺召集公检法负责人指示说，“谁给赔钱，就撤谁的职”。另一个流传的版本则解释说：宋平顺在天津政法系统经营多年，自视一方权威，如何让他接受一个外省中级法院的“责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