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函告中央政法委：此案的实质是公安机关越权插手经济纠纷，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妥，“希望在贵委的统一协调下，使本案判决能够尽快得到顺利执行”。

　　几个月后，中央政法委发函，请天津市政法委“督促公安机关认真做好此案判决的执行工作”。

　　事实上，措辞更加严厉的表态，还能找到很多。

　　1999年5月，最高院党组在一份有关“执行难”的报告中说：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是对国家法治的挑战，是对司法权威的藐视，为国法所不容。报告将“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列为解决困难的首要障碍。

　　7月7日，中共中央将这份报告批转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高度重视，以切实行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当年10月，中纪委下发通知，要求对“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滥用权力，乱批‘条子’，乱打‘招呼’，非法干预、阻碍人民法院依法执行的行为”，开展监督查处工作。

　　最近的一份文件是在2005年。中央政法委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政法委开展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专项检查，对非法干预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选择典型案例予以通报。

　　前景依旧不明朗

　　法院判决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这是塘沽公安分局的一贯主张。塘沽分局法制办主任告诉黄友元，“分局和市局的态度还是和过去一样”，即：生效判决不一定是正确判决

　　一位朋友很不客气地告诉黄友元：“打官司和拿钱是两回事，在拿到钱之前，你那些材料都是废纸”，“现在是谈判阶段，讲法律没有用，得有一个有实力、负责任的人给你办这事”。

　　尽管这话黄友元不爱听，可她的确找不到朋友所说的这么一个人，她只能依靠自己和律师。于是，2007年8月28日，她又在律师刘文陪同下来到了塘沽公安分局，记者一同前往。

　　接待他们的是塘沽分局法制办主任吴凯营。

　　“这个问题，上次咱们已经谈得很透了”，吴凯营告诉黄友元，“分局和市局的态度还是和过去一样”，即：生效判决不一定是正确判决，因此要想解决双方争议，必须将株洲中院的判决书暂且放在一边。

　　法院判决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这是塘沽公安分局的一贯主张。分局在与局长吕长贵那封《申诉信》同时提交的《申诉书》中提到：黄友元一方缺乏和解的诚意，回避客观事实的存在，一味强调生效判决的执行。将解决问题的矛盾，再次集中到生效判决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