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危险犯与实害犯之争

　　(一)危险犯与实害犯的关系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危险犯是与实害犯相对应的概念，所谓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3]而实害犯则是指行为已对受保护的法益造成了实际危害的犯罪。[4]危险犯之所以不以实害的结果为构成要件要素，原因之一就在于其所侵犯的往往是重要的社会关系，这类社会关系一时遭受实际的侵害，一般会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因而有必要将危险结果设定为侵犯这类社会关系的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以实现刑法对重大法益的充分、有效的保护。我们看到，在我国刑法中，危险犯被主要规定在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以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当中，如放火罪、投放危险物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等等。仔细研究这些罪名，我们发现，它们所指向的法益都具有不明确性，行为人对此既无法预料也无法加以具体控制。而且，法益遭受侵犯的范围可能处于随时扩大的状态。如假药究竟会对多少人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事前是无法作出准确判断的。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坐等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后刑法才予以介入，就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这就为立法者将堵截犯罪的防线向前推进从而创设独立的危险构成要件提供了一定的根据。[5]由于危险犯的行为具有引起实害结果的高度危险性，因此，实害犯相对应的应为危险犯的结果加重犯，即行为人故意地实施具有内在地发生重结果的高度危险性的基本犯罪行为，至少过失地引起了重结果的发生。[6]

　　(二)我国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实害犯的规定不利于环境保护，且对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

　　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来说，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以翔鹭石化为例，PX装置的主要原料及产品均为对人体有害的污染物质，其中苯为对人类具有致癌作用。同时，与各国的大型化工项目做对比，翔鹭的规模是最大的，与市区的距离却是最小的，如果发生爆炸或者泄漏就可以毁灭整个城市，污染整个闽南地区。此外，厦门周边海域有大量珍稀海洋生物，如中华白海豚、文昌鱼等。这些珍稀的海洋生物对水质要求非常高，在没有建大型化工项目的情况下数量尚且日渐稀少，如果大型化工企业再往海里排污，将会给这些宝贵的生物带来灭顶之灾。因此，如果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社会权益造成严重威胁，使其处于危险状态，而未加以犯罪化，只是消极地等待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造成生命、健康、公私财产和生态系统重大损失时，才依保护生命或身体法益或财产法益的传统刑法条款或有限的保护环境权益的条款定罪量刑，充其量只是亡羊补牢，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