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方面，劳动争议立法显得相对滞后；同时，由于劳动争议案件大量起诉至法院（作为全国劳动争议最多的广东省有60%的案件起诉到法院，深圳为80%，我市2001年前不超过10%，现在已经很难降下来），给法院造成很大的压力，为了审理好劳动争议，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指导意见的形式，制定了相应的规定，对法院的劳动争议处理具有及时的指导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01年3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广东省高院于1999年制定了《全省部分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工作座谈会综述》，又于2002年10月制定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三、我国劳动保障立法趋势。

　　当WTO成为国际贸易的大趋势的时候，国际劳工标准就成为WTO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问题。与此同时，劳动立法的国际化趋势是越来越明显。对此，“入世”后的中国给予足够的关注，并采取积极措 施去应对。

　　1、调整工资制度，逐步实现工资标准的国际化。

　　入世后，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权将应当得到国际通行标准的保障。

　　（1）调整工资标准，保障劳动者按国际劳动力评价标准获 取劳动报酬。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广就业、低工资、薄社会保险”的劳动制度，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一直很低，与发达国家工资标准相去甚远。这是在低生产力水平状 况下，劳动力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表现，不利于劳动力相互流动。

　　（2）提高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劳动者“最低工资保障权”的实现。

　　根据我国现行的《劳动法》和《 企业最低工资规定》，我国实行最低工资制度。这一制度的推行，有力地保障了劳 动者工资权的实现。但由于我国的劳动力成本较低，加上生产力水平低下，我国的最低 工资标准与其他发达的WTO成员国相比，水平较低。

　　2、遵守国际劳工公约关于最低就业年龄的规定。我国是1999年4月批准加入国际劳工组织《1973年最低就业年龄公约》（第138号公约）的，而我国立法上关于最低就业年龄的规定，是在1994年7月5日颁布的《劳动法》及更早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1991年1月17日颁布），但最低就业年龄比《最低就业年龄公约》规定的“任何情况下许可就业的最低年龄都不得低于5周岁”要高，尤其是关于文艺、体育行业以及农村地区使用童工的例外与《最低就业年龄公约》的要求不一致，即使是2002年新近颁布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亦未与国际条约相接轨。以后必须完善立法，修改劳动法中有关最低就业条款，严格限制 “特定行业”使用童工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