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亚平：是一种“妥协”，而且是中美双方的妥协。各国的司法体制不同，各国的主权都应当受到尊重。余振东跨出国门那一刻，余振东案件就不是一个国家所能解决的事情了。国际问题需要双方谈判，需要相互妥协，不妥协只能是“一厢情愿”，要想余振东归国受审必须妥协。事实上，我们的妥协依然实现了"惩治犯罪"的目的。

记者：余振东归国受审，被看作是我国通过对外司法协作打击外逃贪官取得的“重大突破”。慕老师如何理解所谓“重大突破”？

慕亚平：余振东是第一个由美方人员押送移交中方的外逃贪官。余振东归国受审是中美双方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中美关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的标志性事件。考虑到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双方的首次司法协助可能成为今后中国对外司法协助的“样本”。

记者：但还有一种声音认为，中方在作出不判处死刑等承诺之后，才得以把余振东“引渡”回国———这是美方对中方主权的变相干涉，客观上造成了对贪官的放纵，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小觑。因此中方在余案中付出了高昂的“司法代价”。请问慕老师意见。

慕亚平：这是一种目光短浅的认识。外逃贪官是回来好，还是不回来好？不把外逃贪官弄回来，我们根本无法行使自己的管辖权。美国人放弃了执行权，而中国人赢回了审判权，也就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实际上，美国人并没有越俎代庖做本来应该中国人来做的事。我们应该注意，美国人判决的是“非法入境”、“非法移民”及“洗钱”三项罪名，余振东的这些行为已经危害到了美国的安全，但我们指控和判决的是完全不同的“贪污”和“挪用公款”两项罪名，因此我们是在按照我们的制度和观点行使司法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主权仍然是独立的。

《南方日报》供稿

■开平案大事记

●2001年10月15日，余振东从香港直飞加拿大，之后转赴美国，从此在美、加两国来回逃匿。同日，许超凡、许国俊由拉斯韦加斯进入美国。同一天，“开平案”立案，“10.12专案组”迅即成立。

●2001年11月，中国公安部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