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难怪有人质疑，《资源管理法》是不是只是一部“平衡法”，允许区域政府和区政府压制法案所追求的可持续目标，以使资源可持续管理不至于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换句话说，《资源管理法》设定了一个“绿色底线”，不达到这条底线（环境保护标准），区域政府和地方政府就不可以许可资源开发申请。1991—1995年间，中央政府对《资源管理法》赋予它们制订统一环境标准上的消极表现，似乎暗示着地方政府在贯彻落实《资源管理法》可持续管理与资源管理个案申请中时，享有很大的自主权。

　　可是，1994年10月环境部长在一次公众讲话中支持《资源管理法》的“绿色底线”论，主张《资源管理法》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含有变数的环境标准，它同样是各级政府在环境质量管理上和资源管理上必须遵守的标准。它还引用正好反映他的观点的较早时《资源管理法》的司法解释来证明他的主张，而闭口不提那些反对他的《资源管理法》司法解释。这是否表明在建立统一的国家标准以指导地方政府实施水资源管理方面中央政府正扮演着更独断的脚色？在这点上， 我们尚难定论， 但至1995年为止，已有迹象表明情况可能如此。

　　（二）资源分配问题

　　《资源管理法》关于具体的资源分配机制规定甚少。对此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正是合理的法律弹性所在，允许资源管理机关探寻可替代的分配机制。环境部长就支持这种观点，他认为《资源管理法》不应在探求可替代性分配机制上给现行资源分配机制制造不正当的框框。

　　《资源管理法》还是有一些条款是规定资源分配机制的。如水和大气的排污许可的转让，禁止向已有排污许可权的一方转让排污许可权。水排污许可的转让还有更严格的限制。

　　早在1967年《水土保护法》颁布以来，水资源的分配就遵循着“先占先有”的原则。现在，根据《资源管理法》，这一原则在不损害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和不影响环境的条件下得到继承。“先占先有”原则是区域政府进行资源分配决策的基本原则。区域政府在实施这一原则时，可能碰到两个问题：

　　其一，当资源利用的方式不符合有效利用的时候，此时区域政府必须制订资源利用的可替代的优先计划。

　　其二，因“先占先有”而产生的资源分配的时间差问题。如果资源使用者预先处理其使用权，在资源分配的前后两位使用者之间就有可能出现机会成本。当现行的资源利用许可到期以后，申请人又会就新的许可展开申请竞争。要不要允许现有使用者全部或部分得到再许可？如果前项许可的资源使用人已作了长期使用的计划性投资，而又得不到继续使用资源的许可，则还会出现如何补偿的问题。凡此种种难题，在未来的资源管理中，行政机关都将遭遇到。

　　在新西兰资源管理法协会的1994年年会上，环境部长说，《资源管理法》的实施已被打上了保守主义的烙印。他具体分析了《资源管理法》中资源分配机制所体现出来的保守主义。他指出在保守思想指导下，目前资源管理方法与传统的没有什么不同，在可替代方法上的创新也鲜有进展。某种程度上，此番言谈至少说明资源分配上的保守倾向以及在环境生态科学不确定性影响下《资源管理法》法案本身保守的一面。

　　但是，环境部长呼吁要继续资源分配可替代机制的追求，尤其是可交易的许可制。毫不奇怪，他对立足市场的分配机制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因为《资源管理法》本身就已责成环境部长具体负责考虑和调查经济手段的运用情况。

　　《资源管理法》鼓励在水资源管理中采取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虽然环境部长在提到保守主义时把水许可交易所受到的限制（依照《资源管理法》水许可交易限定在同一流域进行）作例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资源管理法》的关于水许可交易的条款实际上在水资源管理中引入了立足市场的资源分配机制；而它关于水许可交易只准许在同一流域的许可持有者之间进行的限制恰恰反映了可持续管理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