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减责和免责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则有所不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减责事实指的是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法规以及机动车驾驶人已采取必要处理措施的事实；免责事实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对事故损失存在故意行为的事实。由于原告诉请适用的法律规范结构中的法定事实构成部分为客观损害结果，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是否违反道路交通法规以及机动车驾驶人是否采取必要处理措施、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是否对事故损失存在故意这些法律事实，均与事故损害结果无关，既不能用来否定或是认可损害结果，也不能影响事故损害结果的大小。因而，这些法律事实不符合原告诉请适用的法律规范对事实的要求，很显然当事人提请这些事实的目的是为了引入一个新的法律规范，通过这一新的法律规范的适用达到对自己有利的法律适用结果，这就产生了被告的也就是机动车一方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在这一法律规范之下，机动车应当对事实的负举证责任。同样，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针对是否适用这一法律规范的答辩，如果没有引进一个新的法律规范，其在这一规范之下，就不承担任何举证责任，如果答辩事实又引起一个新的法律规范的介入，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就应当对这一新的法律规范的事实构成负担举证责任。因此，对于减责和免责事实，机动车一方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如果无法证明这些事实的存在，必然要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当然，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方式，也符合我们通常所说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举证责任分配在一定意义上是个价值考量的问题。虽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应当对事故的归责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机动车应当对事故的减责和免责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是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对双方来说，很显然并不平等。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只需对自己的损害结果举证即可，损害结果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且在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控之下，较为易于举证。而对于机动车来说，即使是减责和免责事实，也只有是否已经采取必要处理措施属其自身行为，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是否存在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以及对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故意，则与机动车一方没有任何关系。很显然对别人的行为进行证明的难度要大于对自己行为进行证明的难度，而且根据现代法制责任自负的原则，行为人只应对自身行为负责，不应当对他人的行为负责。从表面看，《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举证责任的分配对机动车不公平，但是，恰恰是这一规定，反映了举证责任分配在实现社会正义和正当价值追求方面的能动作用。

    机动车作为运输工具，在与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相比机动车一方，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受到的损害往往要严重的多，常常是非死即伤，机动车一方则大多只是造成财产损失，一般不会有人员伤亡。因而，机动车对于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的危险要大高于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对机动车的危险，甚至可以说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对机动车来说，不具有任何危险。只有危险物的支配者和危险活动的经营者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和控制危险的发生，同时控制危险作业的人往往也是从高危作业中受益的人，因而，法律加重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符合符合公平、正义法律理念和“获得利益的人负危险”原则。同时，由于在事故中非机动车一方常常是非死即伤，其往往已经失去了对于事故现场进行保护和有关证据进行收集保存的能力，如果法律对非机动车一方规定过多的举证责任，显然不切实际也不公平。而机动车一方，由于一般不会在事故中造成自身的人员伤亡，对于事故现场有能力保护，对有关证据有能力进行收集和保存，由其承担较多的举证责任，一方面可以促使机动车一方谨慎驾驶，另一方面也能避免机动车一方为逃避责任对事故现场和有关证据的破坏。法律对机动车之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分别规定不同的归责原则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