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苏联，民事立法的出发点，只限于赔偿物质损害。这是因为，精神损害不能用价值、货币表现来衡量。这种赔偿永远只能是大概的，或者是象征性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允许受害人追偿因侵犯其荣誉权和尊严权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匈牙利1977年修订并重新颁布民法典时，基于仅仅因为受害者的损害不能用金钱表示而使他得不到赔偿是不公平的，何况这种非财产方面的后果，可能比财产上的损害更为严重，于是该法典规定，人格权被侵害的人有多种请求权，他可以主张一些特别的民法上的请求权，不仅可以请求停止侵害，并通过以侵害人的费用发表声明而得到相应的名誉恢复，而且也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并规定，对人格权保护，也必须适用于法人。

　　南斯拉夫债务法（1972年）正式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法院的实践，在该法第155条中为精神损害下了一个概括性定义：“对于他人造成生理的，心理的，或引起恐惧的损害”。根据这一定义，南斯拉夫债务法实质上只肯定自然人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对法人人格权的民法保护，仍然采用的是非财产性的民事责任形式。

　　四、我国关于法人人格权保护的立法与实践

　　我国《民法通则》对法人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法人人格权受法律保护，如侵害了法人人格权造成财产损失的，侵害人要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如仅造成了非财产损害呢？我国学者对侵害人要承担非财产性的民事责任无异议，但对侵害人是否还要承担财产性的民事责任却有很大分歧。如有的学者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得出法人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但有的学者则认为，该条款不能作为自然人和法人精神损害赔偿的依据。我们同意后者意见。

　　从民事损害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来看，由于早期的侵权法及合同法，一般只承认财产损害而不承认非财产损害，因而当时大多数民法学者均主张差额说，即以某人未受损害前之财产与已受损害后的财产相比较，所生的差额谓之损害。这时所说的损害可以说就是损失。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文明尤其是精神文明的进步，个人人格的自觉，非财产损害逐渐受到重视，非财产损害赔偿也逐渐被大多数国家的有关立法所确认，传统的差额说已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事实上，民事损害不仅包括有财产的减少和应得利益的丧失，而且包括那些没有造成损失，但确确实实存在的损害，如侵害他人的名誉，尽管不可能发生损失，却不能否认损害的存在。在这里，损失是指经济上的损害，即损害包括损失，损失只是损害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民事损害的性质上来看，财产损害总是和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相联系，这种损害表现为受害人财产价值减少，完全或部分丧失等，它属于有形损害，能用金钱来加以计算，因而财产损害又可称为财产损失；而非财产损害通常和财产没有直接联系，造成的只是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等，它属于无形损害，不能用金钱、货币来衡量。即使法律上规定这种损害也应赔偿，但这种赔偿严格上说只是一种物质上的慰藉，因为它永远只能是大概或象征性的。因此，那种认为“损失也可以是给他人造成非财产损失，即精神损害”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认为，《民法通则》第120条第一款规定的“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并不是专门针对精神损害而言的，而是指当自然人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遭受不法侵害并造成财产损害时，才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如仅造成非财产损害，受害入只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即使《民法通则》第120条第一款，也并没有规定自然人的精神损害可以用金钱赔偿。既然如此，就不能由该条第一款推导出第二款是确立法人精神损害的立法依据。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至今仍是否认法人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如西安莲湖区法院和市中级法院审理康达医疗保健用品公司诉西北工商报社、陕西省医疗器械公司侵害法人名誉权一案所作的判决中，判处省医疗器械公司赔偿康达公司一万五千元，工商报社赔偿康达公司五千元，两被告所作的赔偿仅是因其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致使有的用户不再向康达公司订货，有的因此终止了购销合同，结果使康达公司遭受了经济损失，并没有因此承认法人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此外，从我国其他法院审理侵害法人人格权的案件来看；也都否认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如上海静安区法院在审理上海新亚医用橡胶厂诉武进医疗用品厂损害法人名誉权纠纷案时就是这样严再次，我国最高审判机关对此也持否定态度，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89年下达的《关于审理侵害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认为：“法人名誉权受到侵害的，不存在精神抚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颁发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也指出：“公民、法人因名誉权受到侵害要求赔偿的，侵权人应赔偿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 l公民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