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在现行法律制度下仍有有效的变通的方式。如德国学者提出的在自然人基于出生取得权利能力之后，方提出法律保护的请求，以对胎儿受孕之时的损害予以法律救济。至于在自其出生后始至何时止的期间内才可以请求法律保护，应以健康法益的损害能够确定时，为该期间的止期。至其有权请求保护之时起，应开始计算。也可以利用我国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达到预想的法律效果。胎儿在未出生时是母体的一部分，胎儿的受损在法律上就是对母体的侵犯，母亲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鉴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对赔偿的数额并无明确的规定，法官在具体承办该类案件时，可以将婴儿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补偿费、继续治疗费等作为一个综合的参照因素，确定一个合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给婴儿的母亲，以取得与将胎儿视作民事主体而为诉讼差不多的实际效果。

　　不过笔者希望关于胎儿是否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争论，还能继续下去，而不仅仅满足于司法智慧。也许随着未来科技的进步，对胎儿生理状态研究的深入，终有一天，法律能还胎儿其应有的权利能力。

　　[1] 周枏著：《罗马法原论》，商务出版社，1994年版，第458页

　　[2]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

　　[3]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