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亲属权的上述特点，首先，构成侵害亲属权侵权行为的主体，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绝对权的亲属权的义务主体作为侵权行为人，也就是亲属权关系之外的第三人作为侵权人，第三人侵害亲属权，构成侵害亲属权的侵权行为。例如，侵害他人造成死亡的，如果该受害人对他人有抚养义务，《通则》第119条规定，应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赔偿生活补助费。这种侵权行为，就死者而言，是侵害生命权的行为，就抚养关系受到侵害的人而言，就是亲属权受到了侵害，侵害的就是亲属权（或者、）中的扶养权，是对身份权的侵权行为。另一种，是亲属权的内部关系人，也就是近亲属关系的相对人作为侵权行为人。凡是亲属权的相对人，都对对方亲属负有一定的义务，违反该法定义务，也构成侵权行为。例如负有法定的扶养义务的人，违反该义务而遗弃，构成遗弃的侵权行为，严重的还构成犯罪行为。

　　其次，侵害亲属权的侵权行为，所侵害的一般都是亲属权的支分权，都是侵害支分亲属权。这是因为，任何身份权都是一个原则性的权利，而其具体内容都是由支分身份权所构成的。侵害亲属权，就一定要侵害这些表现为亲属权的具体内容的权利，因而造成利益的损害，而不是仅仅侵害这个权利的外表，所以侵害亲属权必定侵害其具体的实质内容，就是侵害支分身份权。这样，侵害扶养权、侵害祭奠权，就都构成侵权行为。

　　再次，亲属权的具体内容即支分亲属权，有的是财产利益的权利，例如扶养的权利义务；有的是精神利益的权利，例如祭奠权、尊敬权；有的是既有精神利益也有财产利益的权利，例如帮助体谅的权利。因此，侵害亲属权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既有财产利益的损失，也有精神利益的损害。

　　最后，侵害亲属权的侵权责任构成，应当具备侵权责任的一般要件，这就是应当具备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的构成要件。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来分析研究前述案件。兄弟二人都是父亲的子女，对去世的父亲都享有平等的祭奠权。按照中国的民间习惯，在共同的尊亲属去世的时候，与该尊亲属同居的卑亲属负有对其他卑亲属的通知义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奔丧”。经过通知，使该尊亲属的所有近亲属都能够知道尊亲属逝世的噩耗，及时参加丧事，同时也就能够进行继承。本案的被告也负有这样的义务，这就是亲属权的内容。被告没有履行这个义务，致使原告没有能够参加自己父亲的丧事，丧失了悼念或者祭奠的权利。因此，本案被告的行为，属于其他近亲属侵害了近亲属的支分身份权，构成侵权行为责任。另外，本案还涉及到对继承权的侵害问题，不过这不是本文研究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