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息化时代的经济危机：超越了马克思的逻辑吗?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曾让有些人以为世界已经风平浪静了，美国人托马斯·弗里德曼甚至乐观地认为“世界是平的”了，因为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软件技术的发展，世界交往已经畅通无阻，不会有任何障碍了。国际金融危机让许多人从幻觉中走出来，重新认识到世界的不确定性。但危机又是怎样爆发的，应该如何去认识它呢?特别是，如果马克思还活着，能预见这场危机吗?我们超越马克思的时代有多远?此类问题开始萦绕在人们头脑，以至马克思的理论再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

　　对于马克思的理论能否解释当前危机，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概言之，大体包括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不能解释当前的危机。第二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和左翼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不仅没有超出马克思的解释范围，而且是对它的再次论证。第三种观点是国内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它在承认马克思的理论能够解释经济危机的前提下，强调危机主要源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资本论》提供的只是解开问题的理论基石和出发点，而不是现成答案。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危机的根源不能是现象层面的，而只能是本质层面的;不能是个体层面的，而只能是整体层面的;不能是精神动机层面的，而只能是物质规律层面的。必须将消费与供给、实体与虚拟、中心与外围等各种国际经济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起来看。而马克思正是坚持了这样的方法，才科学地揭示了危机的根源和发生机制。对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分析道：“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资本论》第3卷第548页)经济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只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当然，对这一观点我们必须做辩证的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否认局部意义上纯粹由投机带来的金融危机的存在，但这不能看作是马克思所讲的“真正的危机”，而只能看作是“真正的危机”的一个环节。

　　对于危机的发生机制，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但作为一种典型特征，仍然有共同规律可循。早在写作《资本论》之前，马克思就已经发现：“危机本身首先是爆发在投机领域中，而后来才波及到生产。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似乎爆发危机的原因不是生产过剩，而是无限制的、只不过是生产过剩之征兆的投机，似乎跟着而来的工业解体不是解体前急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过是投机领域内发生破产的简单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92页) 典型的危机的过程体现为“实体经济危机——虚拟经济危机——实体经济危机”联动的复杂机制。在投机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了;危机从投机领域波及生产领域，向实体领域蔓延。这不正是本次世界性危机发生的基本原理吗? 这和马克思描述的路径不是完全吻合吗?

　　二、资本的掠夺本质与整体无理性：危机生成的客观根源

　　在马克思看来，危机生成的客观根源首先在于资本的掠夺本性。资本的本性是永无止境地榨取剩余价值，这决定了它摆脱不了周期性危机的梦靥。资本在迅速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必然迅速创造一种由两极分化所带来的对立的阶级关系。这种对立的阶级关系不仅是一种对立的政治立场，而且是一种对立的经济关系;不仅是一种对立的经济权力和利益关系，而且是一种对立的供求关系和市场关系。随着财富占有的差距加大，承担市场功能的绝大多数贫困人口的有效需求越来越少。因此，资本在创造利益冲突的同时，也创造了自我毁坏的经济机制。资本的掠夺导致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引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大厦，全都建立在这个经济规律基础之上。

　　资本作为个体，或者用西方经济学的语言说，作为“经济人”，其经济行为是理性的。它们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然而，为什么理性资本个体的逐利行为会最终导致危机的爆发呢?因为资本个体的认知理性和行为理性是有限的，它仅仅是在其有限的市场信息和有限的认知能力范围内作为的，无法将自己的微观行为与宏观态势联系起来，即无法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实现整体理性。因此，从另一个角度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是资本整体无理性的危机。

　　资本的整体无理性首先体现在资本家集体在处理劳资关系方面的无理性。资本主义生产在性质上，既是物质产品的再生产，也是剩余价值这一现实剥削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持续性，依赖于物质资料和劳资关系两个方面在空间上的并存和时间上的承接。然而，资本家个体所处的竞争环境决定了，如果不能在竞争中取胜，就只能被市场淘汰。这一环境迫使资本整体成为以追逐剩余价值为唯一目标的集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然将劳动者的薪金压到最低限度。这种从资本个体角度看来，是完全理性的行为，在资本整体层面就变成一种无理性行为。因为作为资本整体目标实现的关键条件——有效的市场，被不知不觉地消灭了。

　　资本整体无理性还体现在产业资本与其它资本形式，特别是金融资本之间关系的无理性。金融资本原本是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资本形式，但随着资本的垄断阶段的到来，金融资本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大，最终发展成为控制国家权力和产业资本的金融寡头。金融资本控制权的形成，为其掠夺产业资本和搞纯粹的金融投机埋下了伏笔。金融资本脱离产业资本，进行无度扩张，就必然导致今天所说的金融泡沫，发生过度投机带来的金融危机。对此，恩格斯在晚年有过明确论述，他说，“事实的确是这样：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甚至根本不起作用。” (《资本论》第3卷第286页)因此，金融危机所体现出来的资本整体无理性，具体又体现在金融资产的无度扩张和金融大鳄的无度投机两个方面。它的发生可能反过来加速或促使经济危机的爆发。

　　具体到这次经济危机，很多学者以为它是一次纯粹的金融危机，而实体性经济危机不过是它的一个副产品。但如果坚持马克思的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将实体与虚拟、中心与外围、需求与供给等许多方面结合起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尽管危机的前台是一些破产的大投资银行，但其深层仍是世界性和一国国内的生产过剩性危机的关联性总爆发。金融危机只是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一个起放大作用的部分。我们必须将美国的有效需求不足和整个世界的有效需求不足联系起来分析，因为美国的生产过剩不仅体现在其国内行业，也体现在其外围制造业大国的美资企业方面。这种通过跨国公司创造的，以美国为“最终消费者”的世界性供需网络是整个危机的主体。尽管来自制造业大国的廉价消费品压低了商品价格，但这只是缓解了两极分化的压力。资本家在体制内所能找到的提升需求的方法——透支未来，即美国居民向银行贷款，银行和政府向世界人民借款，并不能真正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于是，在脆弱的消费信贷引发金融资本整体信心崩溃后，金融危机便在全球引发了世界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