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华尔街这条全长仅有500多米、街面非常狭窄的小马路上，竟然容纳了10多万金融骄子，也云集着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联邦储备银行在内的众多机构。正是这些呼风唤雨的知名机构，才使它成为国际金融界的“神经中枢”。华尔街这个响亮的名字，如今因从这里肇始的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也被推向了金融海啸的风口浪尖，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议论的热点和指责的重点。

　　金融海啸吞没了华尔街上的五大投行，今后还会有投行吗?金融海啸扫荡了美国人的财富，今后美国人还会有超前、超额消费吗?金融海啸摧毁了美国尖端的金融衍生品——酿成此次金融危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今后还会有日新月异的创新吗?金融海啸重创了美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今后还会有法律的重建和监管体制的重新整合吗?带着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在正值金融危机一周年的九月，我带领中国保监会一行六人考察团，访问和考察了华尔街。

　　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中国银行(4.20,-0.09,-2.10%)家，对于华尔街我并不陌生。在我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期间，曾多次访问过华尔街，同这里的各大投行，以及各大商业银行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有过商务会谈。那时的华尔街一片繁荣，行走在华尔街上的那些踌躇满志的白领们，总能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那些拿着高额薪水的金融巨头们，更是气度非凡，举手投足间便可使全球金融市场阴晴变幻，随之便引来无数追随者推波助澜，然而，华尔街的繁荣并不是永恒的，就是那些无穷无尽的贪婪，最终引发了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

　　此次访问华尔街，我的心情很沉重。金融市场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竟是这般残酷。我所熟悉的金融巨头们纷纷落马，再也看不到他们主导游戏规则的身影;美国中产阶级的金融资产在一夜之间大幅缩水，他们多年积累的财富转瞬之间付诸东流。一百多年来，华尔街上演了无数次危机与繁荣的“伟大博弈”，如今这场空前的“伟大博弈”，短期内还难见分晓。全世界都在翘首以待，企盼着一个新的繁荣春天的到来。

　　华尔街一年来发生了明显变化

　　此次访问华尔街，我原本怀着一种压抑的心情，但近距离接触以后，感觉却比来前想象的要好得多。我们看到，一年来在美国政府的强力干预下，华尔街已悄悄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投资银行方面，2008年9月雷曼兄弟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华尔街主要投资银行在两周内或被收购、或被转型为银行控股集团。危机过后，美国金融机构纷纷开始强化风险管控，实施去杠杆化。随着一些对手的消失，在投资银行领域，高盛集团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美国原有几大商业银行的排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金融危机中遭受冲击较小的摩根大通银行先后收购贝尔斯登和美林证券之后，成为美国最有实力的商业银行。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在分别收购美国全国金融公司、美联银行之后，成为美国房贷市场上最重要的两家金融机构。花旗集团因金融危机的冲击，已从全球市值第一的位置上跌下来，其业务的分拆、重组仍在进行中。

　　我们看到，为了应对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对金融业的干预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虽然关于政府干预市场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息，但是美国政府在市场机制休克状态下的果断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冲击。曾经是全球最大保险公司的美国国际集团以及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房贷集团先后被美国政府接管，美国政府对花旗集团的救助最终使得政府成为其最大股东。今后政府如何从这些金融机构中退出、向纳税人交代还是个未知数。不过，由此引发的“道德风险”，以及如何解决大型金融机构太大而不能倒闭的问题，将是奥巴马政府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我们看到，已公布的今年第二季度财报上显示，美国金融企业已经走出了危机最糟糕的阶段。这既跟会计规则的调整有关，也受益于市场回暖和市场信心的恢复。随着房地产价格的回升，美国金融系统的“有毒资产”可能转化为账面利润。但是鉴于美国房地产仍存在风险以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导致信用卡坏账的增加，与贷款业务相关的金融机构业绩的全面恢复还需要时间。

　　我们看到，如何平衡监管与创新的关系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华尔街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监管系统的漏洞，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旁氏”骗局麦道夫案曝光更让投资者对华尔街监管部门的信任大打折扣。为了防止金融危机再度重演，奥巴马政府计划强化金融监管，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权力，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强化信息披露。但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回暖，来自金融业以及政府内部的反对声音也在增加。政府与金融企业的博弈中，如何平衡监管与创新，维护美国在全球金融业的领先地位等问题将是奥巴马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前不久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华尔街“高薪门事件”中，奥巴马愤怒谴责那些用政府救助的钱发高薪的金融高管们，但这也只能是道义谴责，因为他们并不触犯美国的现行法律和监管规定。

　　美国民众谴责他们发高薪并不是出于嫉妒，而是因为他们动用了民众的纳税钱。高薪已是华尔街金融创新和市场繁荣的推动力，已成为华尔街的“薪酬伦理”。今后只要不是用纳税人的钱，美国民众就不会再谴责，美国政府也不会取消高薪，只能从税收等方面予以适当调节。联想到中国金融业的“高管高薪”问题，与美国有根本的不同。美国金融企业高管的产生是由市场选择聘任，高薪是市场竞争产生的职业经理价格。中国国有控股金融企业高管的产生是由政府选择任命，如按市场价格定高薪，就难以服众，就会引起攀比，产生弊端，留下隐患。即使那些所谓的民营股份制金融企业，大多也不是真正的市场选择，况且有的人身上本来就带有市场“原罪”，他们给自己发高薪，当然要遭到公众的强烈谴责。对此，我们应借鉴美国的经验，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培育和造就职业金融家和职业经理阶层，真正通过市场化的路径来根治这个公众关注的不合理的高薪问题。

　　我们看到，经历了这场“金融海啸”后，美国的金融业正处于修复重整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取决于金融业自身，但最终还是要靠实体经济复苏的支持。在美联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如何解决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的威胁，将是美国金融业演变的下一个看点。我们在同美国国际集团、大都会保险公司等大型金融机构高管座谈时，他们对化解危机都表现出坚定的信心和乐观的情绪，这使我大感意外，我想这可能就是德国著名哲学家韦伯所讲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