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法典化确立个人自主的所有权制度，建立了自治的私法，形成自由契约和竞争的经济秩序，推动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促进生产组织化、市场化、资本化、国际化，也给社会带来了新的矛盾与冲突。十九世纪末开始，经济活动领域出现了具备或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形态，生产组织化程度提高，合作要求日益高涨；人口增多、资源匮乏、环境恶化要求人类在行使个人权利时亦要兼顾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后世利益；贫富分化，劳资对立，弱势群体利益难以甚至无法得到保障，社会矛盾日益深化，国家强化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由此引发了所有权立法乃至整个私法立法的重大变革，学者称之为“由个人本位走向社会本位”。在这种社会背景中产生了所有权社会功能理论，德国的耶林、法国的狄骥是该理论的集大成者。狄骥在《拿破仑以来私法的普遍变迁》一书中写道：“所有权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社会功能。所有主，换言之就是财富的持有者，而持有财富的事实，负有完成社会功能的义务，当他完成了这个功能，他的所有主之行为就受到保护。倘若他不完成这个义务或做得不好，例如他任他房子崩坏，或不垦植他的田地，统治者强迫他完成所有主的社会功能是合法的干涉，这个干涉在确保他所持有之财富依照他的用途的加以利用。” 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明确表达所有权社会功能思想的宪法是1919年《魏玛宪法》，该法第153条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它的行使应当同时服务于公共利益”。二战期间，“所有权负有义务”这种观念及立法实践被德日法西斯歪曲利用，成为侵害个人所有权、剥夺个人财产的堂而皇之的工具。促使人们反思所有权社会化理论及实践：所有权社会化并非否定个人自由，否定个人所有权而是强调人们在行使个人自由，自主权支配其生活时兼顾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双赢”。

　　从古罗马法中个人主义的所有权到古日耳曼法中团体本位的所有权，由封建社会中负担沉重的所有权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权利，由被“滥用”的权利到强化对所有权的限制，所有者意思自治的程度虽有所不同，所有权受到的限制各异，但不可否认的是：所有者凭借其所有权自主支配其物的权利从未被完全否认过，所有权作为个人自由、尊严、人格的象征，从来都是为人们所神往、所追求、所奋斗的，并且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实现个人自由的动力。

　　关于所有权的内涵，罗马文献中没有明确定义，后世注释法学家们将罗马法所有权概括为从积极方面对其物有各种行为的权利，如使用、收益和处分等，在消极方面有禁止他人对其物为任何行为的权利，进而将所有权定义为“所有权是以所有人的资格支配自己的物的权利”，“所有权是所有人除了受自身实力及法律限制以外，就其标的物可以为他所想为的任何行为的能力”。 同时总结出所有权具有绝对性，排他性，永续性三大特征。这些归纳对后世人们和各国民法典界定所有权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当今学者还是各国民法典，一般从抽象概括或具体列举权能两个方面界定所有权。前者如《德国民法典》第903条：“在不与法律规定相违背或没有第三人反对的情况下，所有权人有权排除他人干涉对物行使所有权”。后者如《法国民法典》第544条：“所有权是以绝对的方式对物享用和处分的权利，但不得为法律所禁止的使用”。

　　所有权实质上是什么？列举权能来定义所有权的方式尽管形象具体，却只能列举几种常态，如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所有物，无法穷尽所有权的外延。正如彼德罗。彭梵得所言：“所有权人的权利是不可能以列举的方式加以确定的，换句话说，人们不可能在定义中列举所有权人有权做什么，实际上所有主可以对物行使所有可能行使的权利；物潜在的用途是不确定的，而且在经济社会运动中是变化无穷的，在某一特定时刻也是无法想象的。法只能以否定的方式界定所有权的内涵，确定对物主宰权的一般约束，即规定法律限度”。 所有权实质上是一束权利，可能包含与其所保护的利益相关的一切形式和内容的法律权利，类似于数学上的“无穷”概念。权利的效力是对世的、永续的，部分权能的让渡并不能改变所有主的法律地位，对权利的保护是绝对的，所有权具有不可侵犯性。 从而，一个人拥有所有权，比穷光蛋能够更加自由的发展。 拥有所有权，意味着所有主在其物上得自我利用，得设定他物权，得转让物的所有权，得转让物的使用权，得信托他人经营或管理资产，得为投资行为，等等，从而在组织经济过程中形成领导权和决定权，同时，集中了大量的生产资料的单个所有权人也获得了在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权，这便极大拓展了所有主可施自由意志的空间，使其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实现意思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