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以下简称“物权法草案”）自2005年7月公开征求意见以来，受到了各界的好评。其中获得好评之一的，就是“物权法草案” 所具有的鲜明的中国特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物权法草案”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的胜利成果和大好形势，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的丰富经验，借鉴国外物权法立法的经验，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关于财产的归属和利用关系，用条文的形式表现出来，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和谐建设的特色，是一部极为有中国特色的物权法。那些认为我国“物权法草案”是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物权法的奇谈怪论，真的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无稽之谈。

　　事实上，在开始起草“物权法草案”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出过制定民法典的物权法，不能背叛德国物权法的传统。那时候，我们就尖锐地指出，我们起草的是中国物权法，而不是德国物权法，因此，德国物权法尽管在世界各国的物权立法中是好的，具有先进性，但是，德国物权法的立法经验仅仅是中国物权法所要借鉴的立法例之一，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物权法，也不能照抄照搬德国的物权法。在今天，我们通观“物权法草案”的全文，可以确定不移地说，中国“物权法草案” 是一个独具特色的物权法。

　　本文通过对“物权法草案”内容的分析，就以下几个方面，论述“物权法草案”的中国特色，并且要在“物权法草案”的进一步修改中，使这些中国特色能够保留下来，并且进一步完善，使正式通过的《物权法》能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调整财产关系的根本性法律，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规定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的所有权立法结构，是“物权法草案”最基本的中国特色

　　“物权法草案”最基本的中国特色，就是把所有权的立法结构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也就是学者所说的所有权“三分法”。[1]这在各国物权法的立法中，是独具特色的。

　　在各国物权法的立法中，对于所有权的结构，一般都不加区分，就是规定所有权，并且区分为不动产所有权和动产所有权。[2]极少数国家的物权法对所有权的立法结构有所区分，但是区分的过于琐细和烦琐，[3]也不切实际。

　　在中国5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在财产关系中始终存在着三种所有权，即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不论在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改革开放的今天，即使是在“文革”那种极“左”的时期，全国都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割除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也仍然无法全部根除私人所有权，也还是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并存。在今天，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如此，在国家的财产关系中，仍然是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4]《物权法》是国家财产关系的根本大法，在规定所有权制度的时候，必然要反映社会经济状况的现实，反映国家所有制的现实。“物权法草案”对三个所有权的规定，所反映的就是我国经济制度的中国特色。因而中国物权法也就在世界各国的物权立法中，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

　　第一，我国物权法在所有权立法结构上，不规定三个所有权不行，规定所有权的结构过于复杂不仅不行，而且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在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物权法中，都没有对所有权的立法结构作出详细的规定，这与这些国家的所有制的基本状况是相符合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是现实地存在着的，是国家经济体制的主导部分，是国民经济的最重要的基础。立法就是对国家现实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物权法的所有权立法结构就是要体现国家所有制的基本状况，作出科学的、真实的规定。如果物权法对国家现实存在的三个所有权没有作出科学的、准确的规定，那么就没有反映国家经济体制的基本状况。因此，我国《物权法》在所有权的立法结构上，不规定三个所有权是根本不行的，是行不通的。但是，对所有权立法结构的规定又必须实事求是，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情况，不能像《越南民法典》那样规定过多的所有权形态。“物权法草案”规定的三个所有权的立法结构科学地反映了我国的现实，确立了我国所有权形态的科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