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阐述了单纯受贿行为的概念和特征，分析了刑法第394 条的立法本意，认为公务活动中单纯受贿行为之惩治可以刑法第394 条为依据作贪污罪处理。

　　「关键词」单纯受贿行为，公务活动，贪污罪

　　贿赂犯罪严重腐蚀国家肌体，动摇社会根基。惩治贿赂犯罪是古今中外刑法锋芒之所指，亦是我国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我国现行刑法用以抗制贿赂犯罪的是一张由受贿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与对单位行贿罪共同编织成的法网。相对于79年刑法关于该类犯罪的规定而言，这无疑是立法上的重大进步；但是，面对实践中复杂多样、形形色色的贿赂行为，仍显得捉襟见肘、隙漏过多；并且，“随着犯罪经验的日益积累与丰富，贿赂行为人将通过处理犯罪信息来改变‘传统’的与法律规定直接‘对号’的行为方式，因而，规避法律制裁的种种变相贿赂行为必将愈来愈多。”（注：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7页。）比如当前社会上较普遍存在的一种“感情投资行为”，有些人为了将来获得某种利益，放长线钓大鱼，不惜重金收买拉拢某些握有实权的国家工作人员，而无明确的请托事项，其目的在于建立感情，为将来请求受贿人为其谋利创造条件；受贿人收受贿赂后，也不立即利用其职权为行贿人谋利，在司法机关追查时，便以“馈赠”而非受贿为借口蒙混过关。该种行为貌似“馈赠”，而实质上是权钱交易，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日本、韩国等外国刑法定之为“单纯受贿犯罪”而惩办。我国刑法中没有专门规定，加之人们对有关刑法规范的片面理解，致使司法实践中许多不法分子脱逃法网。因此，如何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科学合理地解释现行刑法规范，弥补法律漏洞，打击各种变相受贿行为，便成为摆在学者及司法实务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对公务活动中单纯受贿行为的处理方法略抒管见。

　　一、单纯受贿行为及其特征

　　单纯受贿行为（注：本文特指发生于国内活动中的单纯受贿行为，且不包括刑法第386条第2款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的行为。）是一个与普通受贿行为（或称典型受贿行为）相对称的概念。所谓普通受贿行为，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其实质是受贿人与行贿人之间的权钱交易。其中，就受贿人而言，“职务行为”与“收受贿赂”之间是手段与目的关系；在主观心态上，贿赂双方都对这种行为的实质有明确清晰的认识。

　　所谓单纯受贿行为，是指仅仅因“职务关系”而收受他人财物，不以实施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利益”为构成要件的受贿行为。其特征表现在：

　　（一）单向性。即单纯受贿行为中，只是受贿人单向地接受贿赂，而不以“为行贿人谋利益”为要件，就这一点而言，单纯受贿行为类似于馈赠而有别于普通受贿行为。普通受贿行为是一种对合犯，具有双向性，即行贿人提供贿赂、同时接受受贿人为某谋取的利益；而受贿人接受贿赂、同时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其权钱交换特征明显易见。当然，现实中这种权钱交换不一定表现为“一手交贿赂、一手谋利益”地同时进行，但是两种行为之间“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令人一目了然。

　　（二）连续性。其中“行贿”与“谋利”两行为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颠倒性。作为一种“感情投资行为”，单纯受贿行为中，行贿人总是通过连续多次给受贿人“好处”，将“感情”培养得更深厚更持久，以便在将来向受贿人提出请托事项时，能够“有求必应”，因此，单纯受贿行为多表现为连续多次接受贿赂。这与普通受贿行为不同，一般而言，普通受贿行为中，行贿人采取“平时不拜佛，临时抱佛脚”的方式作“一捶子买卖”，因而行、受贿行为多表现为一次性。所谓“不可颠倒性”，是指总体而言，单纯受贿行为中，收受贿赂培养感情在先而利用职权谋取利益在后，即行贿与谋利两行为在时间顺序上不可颠倒。（当然，现实生活中，单纯受贿行为多表现为行贿、谋利、再行贿、再谋利地交错进行，很难分清具体某次行贿行为究竟是上一次谋利的酬报，还是下一次谋利的准备。）而普通受贿行为中，即可能表现为先行贿再谋利，也可能表现为先谋利后行贿，两种行为在时间顺序上不可颠倒；正是基于此，日本、泰国、韩国等外国刑法中的受贿罪有事前受贿罪与事后受贿罪之划分。另外，单纯受贿行为中，由于受贿行为的连续性及其与谋利行为之间距离较大，使得两行为的联系不像普通受贿行为那样明显易见，而是显得非常模糊而松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