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利用职务便利”的理解

    对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问题的理解上，有人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他人有求于自己的职务行为时，国家工作人员以交付财物为前提而实施（放弃）职务行为，该财物成为其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10].而有人认为，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权力所形成的便利条件[11].从这两种理解来看，前者认为只要是其职务上的行为就应是利用职务便利，而后者则要求是具体承办某项公共事务所形成的便利条件。看似没有区别，实质上，其中内容大相径庭。前者认为，只要该职务有从事某公务的性质，就构成受贿，而后者必须是从事某公务上的职务，才能构成受贿，如某一市有若干副市长，其中有管城建的，有管农业的，工业的，如某建筑商为取得承包工程而向主管农业的副市长行贿，从前者理解是可以构成受贿的，而后者显然对此是采取了排除态度。笔者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必须利用其享有某种公共权力的便利，如果没有公共权力，也无法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因此这里的职务应理解为“公务”或某项公务，应当是具体的负责或主管。如要取得建筑工程，却给环保局长行贿，那么环保局长在此事件中就不应属于受贿罪，只能是“不当得利”。因为他不具备决定发包的公共权力。虽然他也是国家工作人员，也有职务。但这个职务不是具体承办行贿人所期望的公共权力。当然在这个“职务上”，除了针对职务行为自身的场合以外，还包括与职务上有密切关联行为的场合。日本大谷实先生认为，所谓职务行为，是公务员、仲裁人作为与其地位相关的公务而处理的一切事务。其范围，原则上由法律规定，便不一定要求有法律的直接规定。因为法令并没有将所有的权限都规定出来，因此，只要根据法令解释能够合理地确定其范围就够了。职务不限于具有独立的决定裁定权限的场合，在上司的指挥监督之下，接受命令的辅助性的职务也行。[12]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对这一职务所从事的公务行为，应作广泛性理解，即从公务人员的地位、负责变更的可能性、事务处理的状况来判断，该公务人员能够对该职务行为产生影响。主要有：（1）现在从事的公务；（2）将来可能从事的公务；（3）过去所担当的公务；（4）特别被命令从事的公务或临时管理的公共事务……

    五、对于“财物”的理解

    有人认为，刑法将贿赂的内容限定为财物，财物是指具有价值的可以管理的有体物、无体物，以及财产性利益，能够转移占有的有体物与无体物，属于财物不待言，但财产性利益也应包括在内，因为财产性利益可以通过金钱，而且许多财产性利益的价值超出了一般物品的经济价值，没有理由将其排除在财物之外。受贿罪是以权换利的肮脏交易，将能够转移占有与使用的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至于非财产性利益，则不属于财物[13].日本大谷实先生认为，这里的财物是贿赂的目的物，即指能够成为贿赂的利益，不限于金钱以及其他财产性利益，只能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或个人欲望利益，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现金、点心就不用说了，金融利益、高尔夫球俱乐部会员权、异性间、斡旋就职、提供地位等都能成为贿赂。但是，在社交习惯或礼节范围之内的赠与，即使和职务行为有对价关系，但在社会一般人所认可的范围之内的话，就不是贿赂[14].笔者同意这种观点，在现阶段，受贿的形式不断多样化的今天，适当扩大“财物”范围，将一些非财产利益归入其中，有利于对该罪的打击。

    六、“事前受贿”的理解

    “事前受贿”是指利用将来职务便利，即指将要担任国家工作人员的人索取、收受了他人的财物或其他利益，而在任职后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的行为[15].也就是说，行为人在索贿、受贿时，并没有担任某项职务，但其索贿受贿的行为是凭借自己即将担任某项职务的身份实施的，是一种预期性的对利益的追求而而实施贿赂行为。确定“事前受贿”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上任前大肆敛财的现象，然后上任后再给予报偿。在民间将其称之后“许愿”，“还愿”，也有人称为买“期货”“待涨”。加上现在人事制度的改革，任前公示制度，也使许多人有机会，有能力进行“事前受贿”，对此笔者也无异议，但是如何确定“事前受贿”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之一。另外，事前收受贿物后无法上任，或上任后不“还愿”，该如何处置？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