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决定了犯罪构成要件的宽严，经济行贿较之政府权力运作中的行贿其危害性更小，如果认为经济行贿反而不须具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则无疑扩大了对经济往来中行贿的打击面，导致罪刑不相适应。一般行贿主要发生在公务活动中，如在寻租司法权力、违规申请贷款、干部提拔任用、承包开发工程、违规减免费用、违规审批项目等政治、行政领域的腐败是更为典型的权钱交易，它发生在政府权力的运作当中，这种行贿危害的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可以说直接危害政权。经济行贿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比较普遍，但一般发生在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购销、承包租赁、联营等形式的经济往来中，带有商业贿赂的性质，是商业领域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危害性要明显小于一般贿赂。如果认为经济行贿不需要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构成要件，则会造成社会危害性小的行为反而比社会危害性大的行为处理严格，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实践中也会导致经济行贿与一般行贿处理上的不平衡。所以，谋取不正当利益应作为一切行贿的必要构成要件。
第三，刑法第389条第3款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这一款是对行贿罪的除外规定，应当理解为是统领前面二款的，是对第1、2款两款的除外，即无论是一般行贿还是经济行贿的行贿人，因被勒索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由此表明，经济行贿与一般行贿一样，都必须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
第四，经济行贿须具备“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符合司法解释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发的《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第2条：“对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构成行贿罪的……”，从这一解释可以看出，经济行贿也是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通州市公证处 江苏省通州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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