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对者认为，这一解释内容近乎荒唐。因为：第一，交通肇事后的指使逃逸行为没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要构成交通肇事罪，行为人首先必须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如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己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严重超载驾驶等；但是，指使肇事人逃逸违反的是《道路运输事故处理办法》，与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内容完全不同。第二，将交通肇事后的指使逃逸行为规定为交通肇事罪是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僧越。指使逃逸行为发生在交通肇事之后，尽管发生致人死亡的严重结果，但逃逸行为属于罪后行为，如果刑法未有特别规定，其本身不能视为犯罪，只能作为量刑考虑的情节。既使有必要将这种情形规定为交通肇事罪的特殊表现形式之一种，那也是立法机关的职权范围，而司法机关无此职权。第三，将交通肇事后的指使逃逸行为规定为交通肇事罪违反了共同犯罪的规定。我国《刑法》第25条明确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而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根本不存在共同犯罪的可能。如果交通肇事罪“因逃逸致人死亡”可构成以故意为主观罪过的交通肇事罪，肇事人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共同构成交通肇事罪，似有一定道理，但是交通肇事罪的主观罪过只能是过失，“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也不例外。[6]

　　笔者认为：引起这样的争论是必然的，因为立法没有把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构成和交通肇事后的行为分开来加以规定，且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和不救助而致人死亡的行为也未得到有效的区别，立法的这中疏忽必然导致不同罪过的行为出现混同，要想形式上只由一个典型的过失犯来包容是不可能的，实际上立法例上采取的集合犯罪的模式也是漏洞模式。《解释》无法修改立法，所以客观上也无法解释完备。指使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其性质就是教唆犯，只不过不是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而应是逃逸罪的共犯。理由：因为实施教唆或帮助行为的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目的，主观上都是故意，即明知事故发生后，肇事者应当实施救护，但故意教唆或者帮助肇事者脱离现场；客观上实施了教唆或帮助行为，并且，正是因为其教唆或帮助行为，使肇事者逃逸而造成被害人因抢救失时死亡。其教唆、帮助行为与肇事者逃逸都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从具有“共同罪过”的范围看，是“逃逸”的“共同故意”，而非“肇事”的共同过失；从“共同行为”的范围看，也是“逃逸”的“共同行为”，而非“肇事”的共同行为。换句话说，上述“共同犯罪”应当是“逃逸”行为的共同犯罪，非“交通肇事”行为的共同犯罪。这样才不论在法理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是成立的，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纷争和理论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