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本辩护人通过查阅相关的资料，DNA检验虽是一种先进的检验手段，但其不同于指纹个人所特有的特性，需要通过相应的检验手段得出结论（或无法得出结论）。因此，像任何其它检验方法一样，DNA检验也依赖于检材的质量。不能说DNA检验是万能的，只要有DNA检验结果，就当然成为证据；
    3.2 在亲缘鉴定方面，证明血缘关系比排除血缘关系要困难得多，需要将许多DNA点位所提供的亲子关系指数综合判断，计算出亲子关系概率。因为每一个DNA点位有很多的型别，必须依照受测者间所共同拥有的DNA型别的出现频率去计算该点位的亲子关系指数。举例来说：人的头发颜色与遗传有绝对的关系，假设父亲与孩子都是黑头发，这一个遗传特征所能提供的指数就很低，因为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黑头发。但假设父亲与小孩的头上都长了一搓白色的头发，那么这一个特征能够提供的指数就很高了。
    4、本辩护人之所以根据“尸体检验”和“亲缘鉴定结论”，对死者是谁提出质疑，一是因为上述鉴定本身存在的问题；二是董立民并没有对挖掘出来的尸体进行辨认；三是董立民曾供述（2004年2月5日24：00－2月6日10：00/P25），“李强问王×现在怎么样了，我说我那个朋友给了王×10万元钱，让他去东北了”。结合董立民极力将杀人责任推给王立华的表现，本辩护人有理由怀疑，该尸体是否就是王×。与此相关，存在着几种可能：一是杀害的不只王×一个人；二是王×的尸体并没有埋在该处；三是并没有杀害王×。这些可能性并非臆测，而是本案目前证据证明的结果。
    综上，以DNA检验的结论结合本案当中所检验的受害尸体的特征，不能不说与供述出现了不甚一致。本辩护人认为，这种不一致不能忽略不计。因为，王立华、董立民和王庆晓都不能确切说明究竟是什么毒药，毕竟没有提取到残液。由于本案检验的尸体又无法辨认，依赖技术鉴定类证据，相对其它案件而言显得更加重要。然而，鉴定本身存在的疑点究竟能不能排除，从某种程度上对认定被杀者是不是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进而言之，对认定王立华是否指挥杀人，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万不可出现“2005北京版”的佘祥林案。

尊敬的二审合议庭各位法官：
    综合以上四方面的阐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据此，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口供虽然是证据之一种，但由于本案关系到三条人命的去留，尤其在二审各被判处死刑人“翻供”的情况下，更应该加强其它证据的佐证作用，以确保案件事实认定的排他性。然而，正如本辩护人在前述辩护中所指出的，尸体检验、DNA检验与供述之间存在的问题，其综合表现为与各口供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既定的印证作用，存在一些难以解释的缺陷和疑点。这些证据存在的问题，直接关系到能否认定上诉人王立华对王×死亡结果承担责任。对此，本辩护人提请法庭对以上辩护意见予以高度地重视，若不能从根本上排除这些疑点，就无法得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结论。

   谢谢二审合议庭各位尊敬的法官。

                       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冰

                                   2005年7月15日